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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在日本的公共教育中，近現代史便是一個敏感區域，隨著日本21世紀以來寬松教育的推行，更是大幅削減了課時和授課時間，將日本高中的日本史教育分成日本史A（近現代為中心）和日本史B（古代開始的通史）。除了部分國立大學以外，大多數大學不提供日本史A的考試，只考古代史為主的日本史B。而且大學之間形成的默契是為了保證所謂的中立性，對于日本近代的大陸侵略、殖民統治和中日戰爭都敏感內容一概不列入考試，對于大多數應試至上的考生而言，大家自然不會去認真學習，因此幾乎在基礎教育中無法建立起完整的近現代歷史的知識體系。

對年輕人不了解歷史的這種現狀，有部分保守派人士甚至自鳴得意，認為學生不了解近現代史是天經地義之事，并攻擊“過分了解”近現代史的中國學生是愛國主義洗腦教育的產物。

近來日本民間機構歷史教育研究會提交了由400多位學者提交的日本史用語第一次草案。由于該機構的權威性質，這份用語清單很可能會成為日后日本歷史教育中參考的重點和考試的出題重點，因此尤為受人矚目。在此次用語清單中突出了近現代史的內容和比重，人們發現其中中日15年戰爭、南京大屠殺和從軍慰安婦等詞也赫然在列。

筆者曾經拿這份清單去問日本大學的本科學生，大多數學生表示好難，對大部分詞匯幾乎一無所知，因為大部分學生選考的都是世界史并未正經學習過日本史。配合日本將于2022年進行的“學習指導綱領”改革，日后日本將在教學現場重新重視起近現代史的內容，并廢除高考中世界史和日本史的區隔，相信上述對近現代史無知的狀況并不會永遠繼續下去。

歷史教育研究會提交的日本近現代史用語一部

由于近代史知識的匱乏，在面對否認南京大屠殺之類的言論時，大部分日本普通民眾往往缺乏相應的知識去加以反駁，而只能進行直觀上的判斷。在一個言論不受控制的社會當中，民眾若大多對某一事件缺乏知識和關心，少數極端的言論便會堂而皇之的登場，尤其是這種極端言論遭受外部打壓時會引發部分同情，于是起到推動它的傳播擴散的效果。

由于這種背景，在日本有所謂靠否定南京大屠殺為生的“南京產業”?！澳暇┊a業”隨著近年來中日關系的惡化大行其道，在日本圍繞南京大屠殺的書籍不計其數，其中最新出版的非嚴肅大眾書籍往往都是傾向否定南京大屠殺，根據無非便是南京大屠殺虛構派理論的重復再生產，再摻雜中國威脅論和陰謀論以圖吸引眼球。

其實南京大屠殺否定派最希望的便是來自中國的敲打，因為中國逼迫日本接受中方30萬人以上的死難者人數的話，會讓對事實不甚明朗的日本社會產生對被打壓者的同情，正中歷史修正主義者的下懷。但若將南京大屠殺和30萬人死難者分離，或許可以找到中日雙方的某種妥協點，但在30萬死難者這個數字已經化作國家記憶的今天，這也近乎于不可能。

中國人喜歡高屋建瓴的宏觀思維方式，從大局出發而傾向于忽視細枝末節；反之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在中國人看來過于謹慎，喜歡雕琢細節而輕視大局。

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在對南京大屠殺認識的不同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中國人認為南京大屠殺的事實本身遠重于具體死難者人數的求證，而日本則過分追求細節的推敲而偏向忽視對整體事件的定性。由于年代的隔閡和史料的不完整，要在當下徹底還原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人數，給中日一個雙方都滿意的答案幾近于不可能，在死難者人數這一點上，中日或許會永遠爭論下去。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張連紅先生或許給我們指出了一個有啟發性的方向。張先生表示，由于無法徹底求證死難者人數，不應再將南京大屠殺的犧牲者人數作為中日之間的焦點，而是應該由中日通過共同研究聚焦于探討大屠殺的起因，以及如何在21世紀的世界中防止類似南京大屠殺的慘劇再度發生。

若如張教授所言，將南京大屠殺的意義普遍化必然有損于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南京大屠殺”、“30萬人”、“國恥”這些名詞都已化為國家認同的符號，將其意義普遍化會讓南京大屠殺失去自己獨一無二的意義；這多少也有為日本人開脫之嫌，將南京大屠殺化為一般戰爭的殘酷性，間接否定了日軍“獨特”的殘暴性。

但對于喜歡宏觀思維方式的中國人和喜歡微觀研究的日本人而言，這也許是一個不錯的妥協點，我們或許應該加深對事件來龍去脈和細節的了解，以及了解日本人的思維方式，不誤將質疑死難者人數的言論直接等同于否定南京大屠殺本身；而日本人也應該加深對事件意義性質的認識，了解此事在中華民族認同、歷史建構中的重要意義，而非拘泥于細枝末節。

相信只有構建一個良好的中日關系，并建立中日雙方一定的歷史共識，才是消滅否定南京大屠殺之類極端言論的最佳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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