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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云歸】

《白鹿原》中提到的第一個聲勢浩大的群體性事件，是“交農事件”。

白鹿原第一保障所創建成功，鹿子霖當上了鄉約，第一件事情就是奉縣長命令收繳印章稅：“要對本縣的土地和人口進行一次徹底清查，先由保障所逐村逐戶核查造冊，再由白鹿倉匯總之后統一到縣府加蓋印章，一畝一章，一丁一章，按土地畝數和人頭收繳印章稅。”白鹿鄉民不滿，白嘉軒便暗同徐先生造雞毛傳帖，鼓動百姓將農具交到縣府，“罷種罷收”，是為“交農事件”。

影視截圖

交農當天，白嘉軒等三位帶頭人被鄉約田福賢和鹿子霖帶人絆住，脫不得身，來交農的莊稼人群龍無首，憤怒地要反找帶頭人算賬。眼看交農運動即將失敗，白家的長工鹿三自告奮勇站出來做了交農運動的領袖，力挽狂瀾。有了領袖的農人們一鼓作氣，在縣城的城墻下拆墻扒磚，逼著縣長廢除了印章稅。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軒在街口迎接他，深深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

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運動。按照我們慣常的認知，地主剝削長工，長工反抗地主，才是階級斗爭的常態。為什么長工鹿三不趁著革命的大好時機，革了反動地主白嘉軒的命，反而成了地主的親密戰友甚至肝膽相照的兄弟？

這，就要從白鹿原上的白鹿祠堂說起。

白鹿祠堂無疑是白鹿原上最重要的文化場所之一。它是白鹿兩姓人供奉祖宗牌位族譜的神圣之地，是鄉民婚喪嫁娶的行禮祭拜場所，是以白嘉軒為代表的族長鄉紳的議事之處，也是給白鹿原上的娃子開蒙讀書、讓白鹿原上的男人學習《鄉約》的文明教化場所。族人的生老病死日常生活都離不開祠堂，圍繞著祠堂開展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構成了白鹿原上的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公共治理秩序，白鹿祠堂則是這一制度的執行場所和象征符號，是宗法制的精神紐帶。

在這種“皇權不下縣”的情況下，大多數地方財務、地方學務、地方公務都是在地方鄉紳的支配和群眾的自主參與下共同完成的，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鄉村農耕文明得以長期有序運行。

舊時鄉紳

而在這個依靠宗族鄉約運作的體系里，地主與雇工之間的關系就顯得非常模糊。

清末民初時期，雇工與地主之間依舊存在著鮮明的階級對立。雇工除遭受勞動上的剝削之外，在法律地位上也處于絕對弱勢，甚至已經解除雇傭關系的雇工在面對舊主人時，依舊無法擺脫曾經的主仆地位；但另一方面，地主和雇工都很少徹底否認這種剝削關系的不合理性。地主認為使喚長工是天經地義，雇工也會盡量服從主人的安排。對現實不滿的長工更多地是為自己的命運感到沮喪，而不能主動意識到自己被剝削被壓迫的現實。白鹿原上最具反抗性的黑娃在面對地主黃老五的苛待時，也只是直接逃跑，并沒有自覺地想到聯合其他的長工斗倒地主黃老五。

實際上，在地主與雇工之間的主仆之分野較為鮮明而穩定的情況下，如果主家踐行了儒家倫理道德，足夠寬厚仁慈，而雇工也明事理、知感恩，主仆之間就有可能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氛圍。

當然，有句話說的好，“有好的地主，沒有好的地主階級”。這一體系對于中國近代的發展，對于雇工個人的解放與發展，都是弊大于利的，這點毫無疑問。更何況，在近代中國，許多鄉村早已發生“劣紳化”，破壞了原本的平衡，為革命之火星星燎原準備了燃料。

也許《白鹿原》恰好是當時一個“劣紳化”不嚴重的地區，這畢竟是作者的設定，改也改不了。而其中白嘉軒和鹿三的關系就是典型的一例“良好互動”。

鹿三只能住在馬廄里，聽白嘉軒的使喚，白嘉軒是鄉紳族長而他是長工，兩人在身份地位上無疑是不平等的；但白嘉軒叫鹿三“三哥”，出錢供鹿三的兒子鹿黑娃上學，讓自己最疼愛的女兒白靈認鹿三為干大；當仙草和鹿三的女人鹿惠氏都在瘟疫中罹難時，兩人輪流做飯，相依為命。白家無疑是仁厚的主顧。而鹿三反過來也感念白嘉軒的好意，看到因為田小娥墮落成乞丐的白孝文，他手持梭鏢刃殺掉了田小娥，他的憤怒遠比看到小娥勾引自己兒子時更加強烈。

影視中鹿三形象（李洪濤飾）

書中，鹿三的一段獨白想法很好地概括了這一平衡關系：

“在他看來，咱給人家干活就是為了掙人家的糧食和棉花，人家給咱糧食和棉花就是為了給人家干活，這是天經地義的又簡單不過的事。掙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給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過來有的財東想讓長工干活還想勒扣長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長工還有啥心勁給你干活？這樣，財東想要雇一個本順的長工和長工想要擇一家仁義的財東同樣不容易。”

無獨有偶，《飄》中郝思嘉家的黑人嬤嬤，無論是南北戰爭之前還是之后，都發自內心地對郝家保持著一種高度的忠誠，面對家庭事務恪盡職守，認為自己也是家庭中的一員。而更多的黑人奴隸，甚至會因為失去了這種隸屬關系而顯得無所適從。這從側面反映了這種主仆關系階級地位在人們思想中的穩定性。

所以，總的來看，在“劣紳化”之前，地主和長工之間雖存在矛盾，但整體仍處于相對平衡的狀態，共同依托宗法制下的農耕經濟生存。而史縣長的印章稅，是對長工和地主共同依附的農耕文明體系的破壞和侵略，動搖了他們賴以生存的根基。無論是地主還是長工，都不愿意看到這樣的結果，也就難怪大家會聯合起來對付官僚了。史縣長大抵不夠聰明，作為“皇權不下縣”狀態下的官府，一體得罪了鄉村秩序下兩股最重要的力量。如果團結地主盤剝長工，或團結長工斗倒地主，打破這個精妙又脆弱的平衡，也許就是另一個結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