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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正月十二，特朗普發賀電，恭祝中國人民雞年大吉；兩天之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特朗普通電話。在這個電話中，特朗普一改以往要重新評估“一中原則”的態度，表示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特朗普政府上臺即將滿月，在經歷了“川菜通話”、指責中國是“貨幣操縱者”的迷霧和低潮之后，新總統的對華政策開始展現出走上正軌的端倪，兩國高層之間的溝通也逐漸順暢，為未來兩國關系的良好發展打下基礎。

本文為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俞寧1月在香港一個內部會議上的發言，討論了未來中美政府溝通的可能性。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眾所周知，特朗普當選后通過YouTube網站公布了野心勃勃的任期前一百天計劃。然而，綜合各方資訊，我們不難定論，特朗普政府之“百日維新”勢必成為“百日維穩”，維護新舊勢力的穩定過渡與協作，特別是彌合政治任命公職人員Political Appointees與永久性職業雇員Career Employees之間的裂痕。就職典禮前，特朗普的團隊自行其是，在未與國務院、財政部等部門溝通的情況下，做出了許多讓官僚系統大跌眼鏡的決定，為將來的摩擦埋下了伏筆。這些關系處理不當，“政令不出白宮”將不會是天方夜譚。

特朗普團隊并未被勝利蒙蔽雙眼。他們在一口咬定百日計劃不變的前提下，為妥協埋下了伏筆。例如，特朗普本人表示，他在推翻奧巴馬健保計劃后將保留部分條款；他在談及將中國定性為“貨幣操縱者”時，也并未說明是否以及如何使用制裁手段。

在大背景下，中美政府間溝通，尤其是在早期的溝通，顯得尤為重要。早期的溝通，很容易為未來多年的競爭與合作定下基調；早期的不溝通，則會帶來危險的不確定性。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溝通，對于未來中美關系良性發展至關重要

我們可以把溝通渠道簡單歸為三類，單邊，雙邊與多邊。

單邊的溝通，便是單方以不直接針對對方的言行，向對方傳遞訊息。特朗普接受蔡英文的通話請求是最好的例子。因為中美雙方各自為政，兩國間的這種互動可以用非合作博弈來描述。在非合作博弈中，言，很容易淪為空談cheap talk。為什么？舉例來說，特朗普在《交易的藝術》一書中教育大家談判中一開始要價必須不合理的高，才能最終得到一個好結果。然而，當人們知道他用這一策略之后，只會忽略他最初的要價。因此，這種言，便成了空談，例如他聲稱的要將“一個中國”問題也拿回談判桌上。

那么通過實際行動來單邊溝通呢？擴充軍備需要資金，課征懲罰性關稅為別國的報復行動提供了道義上的支持。凡此種種，都告訴我們單方的“行”，有直接或潛在的成本。若是擦槍走火，這種成本將是巨大的。

多邊的溝通，對中美兩國來說，主要渠道包括聯合國安理會、G20峰會和APEC峰會。在涉及多個利益相關體的情況下，合理有效的決策機制是不存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羅早已給出了這一結論的嚴格數學證明。想要讓各方都完全滿意的最終結果便是一事無成。這在WTO談判的泥淖中彰顯無遺。

雙邊的溝通，則少有上述缺陷。很多人認為，談判學中最重要的原則是“待人以厚，待事以實”（soft on the person, hard on the issue）。良好至少是不差的關系是雙方合作共贏的基礎，而關系改善最直接高效的方式便是直接的對話。首腦互訪，必是當務之急。最高層級的溝通，往往比溝通直接取得的成果更加重要，它能為未來中美合作奠定堅實的人本基礎，垂范政府部門間合作。在多邊場合的雙邊溝通是次優選項：時間限制容易使會談流于形式；況且，若有第三國，很難避免厚此薄彼而最終互相猜忌的局面。

首腦外交之下，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涉及許多部級以上單位，在過去，是重要的雙邊溝通渠道。2006年12月，胡錦濤主席與小布什總統倡議的首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由國務院副總理吳儀與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在北京主持。值得一提的是，保爾森放棄高盛高薪入閣，向小布什提出的條件便是這一對話的展開。此后，2007年5月在華盛頓，2007年12月在北京，2008年6月在華盛頓，這一對話進入常態。奧巴馬當選總統后，由于希拉里·克林頓要求其領導的國務院在中美對話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一對話改名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并于2009年7月在華盛頓舉行首屆。其后六屆分別于2010年5月、2011年5月、2012年5月、2013年7月、2014年12月和2015年6月在中美間交替展開。

這一形式的對話，在未來是否能夠展開、以什么形式展開，在無規律可循的特朗普團隊作用下都成為了值得深究的問題。如前所述，我們預期特朗普團隊與現有官僚體系的磨合期將相對較長。傳統上美方主導對話的國務院與財政部，不出意外，將由毫無政府工作經驗的蒂勒森Tillerson和努欽Mnuchin分別領導——這與職業生涯始于政府工作的保爾森不同。攘外必先安內，所以要想在7月或之前開始，十分困難。

此外，保爾森時的高盛正在高調開拓中國業務，而現在的高盛則因種種原因將亞太業務的重點放在了日本與香港。這是否會影響到滿是高盛畢業生的特朗普團隊的政策傾向，我們將拭目以待。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國務院與財政部負責戰略與經濟對話的部門，必然會全力說服新老板們該對話的重要性。這也是事實面前無法辯駁的真理，因此，不將這一對話進行下去，并不明智。

與戰略與經濟對話相比，中美商貿聯委會則專攻商業貿易問題，對接分管副總理與美國商務部長和貿易代表。其他政府部門的對話，也因其專業性，我們在此略過不談。但是，總的來說，這些雙邊溝通，過去在中美關系的維護與提升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將來也不應放棄。

海森堡提出不可測定理時的依據是，觀察者會影響到被觀察的系統，因此我們無法準確度量。學術界、智庫、媒體等都是中美關系的觀察者但又能直接或間接施加影響，所以預測是不明智的，明智的是為發展長期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將以此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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