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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群眾的期盼和要求，學術界切不可高高在上。諾貝爾獲得者巴爾第摩曾以此為借口，拒絕美國國會對學術不端發起的調查，但正如聯邦眾議員丁吉爾在駁斥巴爾第摩的公開信中說的那樣：“你說國會不懂科學上的事情，卻要插手科學，可是科學家在要求國會撥款時從來就不曾懷疑國會對你們的要求到底懂不懂”。科學事業從來就不僅僅是科學家的事業，不能一面要求數以千億計的撥款，一面拒絕所有的外部監督。

如果說沒有負責人和調查過程，從根本上影響到這一調查的公信力。那么沒有動因，也對調查的科學性產生了負面影響。

到底為什么要進行這樣一個調查呢？通報中給出的理由是“網絡反映”，但這顯然不足以服眾。什么樣的“網絡反映”，能使得多部委進行聯合調查呢？是轉發人數到達某個指標？是參與討論的人數超過一定的范圍？還是“網絡反映”引起了被舉報人的生活不便，以至于被舉報人主動要求組織還原真相？

這里有一個疑問，就筆者所見，大部分網絡社區，網民幾乎是一邊倒地支持饒毅教授對其他學者的舉報，質疑饒毅教授的不能說沒有，但和質疑其他幾位學者的相比，完成不成比例。為何饒毅教授也出現在被調查名單上，沒有有關部分的說明，這是很難解釋的。

不同的調查動因，當然會導致調查的主要目的發生變化，也會影響普羅大眾對調查結果的觀感。因此缺乏具體、合理的調查動因，雖然不會像缺乏負責人和過程那樣，對調查的科學性有根本的影響，但也是不容忽視的缺陷。

打擊學術不端 需告別馬保國文化

馬保國是名人，也是武術和搏擊界的罪人。《人民日報》明確定性：“（馬保國）口口聲聲弘揚傳統武術，實際上做的都是傷害傳統武術的事”。

我認為，馬保國能夠在騙術揭穿之后，反而知名度大漲，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絕不是偶然的。馬保國的出名是我國人情文化、熟人文化和圈子文化的集中體現，人們調侃諷刺馬保國，實際上是對這些文化糟粕進行批判和反思。

在傳統武術、所謂的“國學”，以及某些醫學圈子里，這樣的文化大行其道。大量事實證明，這樣的風氣不僅無助于這些領域整體水平的提高，反而導致公眾普遍喪失了對這些領域的信心。

而中國的科研事業，已經沾染了這種文化，如果不能做恰當的告別，很可能導致打擊學術不端本身失去公信力。

以此次調查為例，調查認為曹雪濤、李紅良、耿美玉的團隊都只是存在“圖片誤用”的問題，之所以難以服眾，就是因為人們擔心，這是人情文化影響下的調查結果。人情文化往往使得調查時不是根據客觀現象，而是根據被調查人的主觀表現，決定調查的結果。

不否認，這些團隊出現的問題確實有一定的可能性，真是由于“圖片誤用”引起的，但是調查結果真的有必要“深入人心”到這種程度？前面已經分析了，如果我們對于每一起學術不端都進行這樣的調查，將導致調查的成本極度高企，同時調查的周期極為延長，最終影響對學術不端的震懾力。

更何況，主觀因素對于學術不端真的有這么重要么？2018年，韓春雨事件中，河北科大最終的調查結果宣稱：“撤稿論文已不再具備重新發表的基礎，未發現韓春雨團隊有主觀造假的情況”。其中“未發現”“有主觀造假的情況”在科研圈一時傳為笑談。

“圖片誤用”和“圖片造假”的客觀影響是極其類似的，因此過分強調主觀因素，反而是不夠客觀的。

當然，考慮到歷史因素和中國培養人才的艱辛，對某些學術不端減輕處罰筆者是完全同意的。但通過包裝成主觀因素的影響作為減輕處罰的依據，這無疑是不妥的。在受歷史因素影響較大的現在，通過這樣的方法當然可以減輕調查的阻力，卻無疑也會影響到后面的調查，這與大多數群眾盡快減少新增學術不端的良好期待是不相符的。

馬保國之所以能在很長時間內欺名盜世，與傳統武術界的圈子文化很有關系。圈子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將小圈子的利益凌駕于整個行業之上，“商業互吹”甚至“商業尬吹”當然會影響整個行業，但是卻能照顧到小圈子的利益。在這種文化影響下，打假當然就是“不講武德”，“不要搞窩里斗”將成為“圈內人”的共識。

這次調查有個突出的進步，就是公開了調查所使用的方法之一是《科研誠信案件調查處理規則（試行）》。但有趣的是，所謂“網絡質疑”，不構成該規定啟動調查的舉報方式。同時，該《規則》的23條明確規定：調查結束應形成調查報告。看來調查的過程是有的，但為何不進行公開，確實令人感到疑惑。

其中最令筆者感到疑惑的是其中的第四十三條，其中明確規定“參與調查處理工作的人員”“未經允許不得透露或公開調查處理工作情況”。

四十三條的保密規定在學術不端調查程序中是比較奇怪的

這個規定如果僅限調查結束之前還情有可原，但如果一直持續到調查結束之后。就不得不讓人懷疑，調查組究竟對誰負責的問題了，畢竟調查組成員以個人身份發表見解，從來都是遏制一言堂和幕后操作的利劍。

總之，這樣的調查，網友們不滿意，受過良好科研訓練的饒毅教授也不會滿意。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調查中的人情文化和圈子文化，使得每一個“圈外人”本能地覺得其中存在貓膩。正如顏寧教授在評論楊輝事件時所說得那樣：“對學術不端事件處理得越公開、越清晰，人們去觸犯這些道德標準的可能性就越小。不對這些事進行認真公開的處理的話，再多的學風建設和學術規范教育都是徒勞”。

如果中國科研界不能把這樣的文化驅逐出去，那么學術造假的疑云很可能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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