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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來源實踐的科研少？

不能為了科研而科研，工程學科的科研尤其如此。目前高校破除“五唯”的運動轟轟烈烈，但不難發現積極響應的以院士和教授為主，青年教師的積極性目前不算高。

年輕人思想最活躍、最解放，最有希望做出突破性成果。正如著名科學家王選所說：“我38歲的時候，在電腦照排領域的研究在國內處在最前沿”，“今年我68歲，3年前得了國家最高科技獎，但離學科前沿更遠了”。

為何離前沿更近的青年科學家，更想搞論文、搞帽子、搞職稱、搞學歷、搞獎項呢？2021年中紀委、中監委主管的《中國紀檢監察》刊登了一篇題為《曬一曬‘象牙塔’里的那些官僚主義》的文章，或許指出了問題的關鍵。

該文指出高校中“門戶林立，近親繁殖”，“以同門情誼打造利益圈子的現象在一些高校不時存在。有的學科所謂‘大佬’徒子徒孫遍地，以師生、同門為紐帶互相提攜，形成封閉的‘圈子’”，“‘圈子’不加約束，就會演變成派系，派系之間不單是學術上的分歧，還有行政權力和項目利益上的爭奪”。

文章進一步分析：“在年輕學生話語中，課題組內‘大老板’‘小老板’稱呼不時出現，有的‘大導’掌控一切，以家長作風扭曲學術傳承”。進而必然導致“有的甚至在項目到手后立馬分包給課題組的年輕老師或學生，自己動嘴不動手，出錢不出力，成為‘學術包工頭’，把師生間‘授’與‘學’的關系異化為老板與員工的雇傭關系”。

在這樣的情況下，青年科研工作者作為弱勢方必須自保，重論文、重帽子、重職稱就是必然的。一篇論文至少有兩個等效的署名位置，出力的和出錢的都各得其所。“大導”當二級教授，“小導”當五級副教授，也均怡然自得。但是應用研究必然是多環節、重資產的運作方式。在現在單位強勢、山頭林立的情況下，青年科研工作者在權益分配中完全沒有保障。

作一個假想，博士小青完成了A、B兩種生物機制聯動的研究，博士小年完成了C種化學品及衍生物對人體影響的研究，小年的“小老板”小教在小年的基礎上，完成了C種化學品及衍生物對A生物機制的研究。“大老板”小師有一天在檢索論文時發現，小青和小教的成果似乎預示著C種化學品及其衍生物，有可能通過A影響到B種生物機制的關鍵指標D（例如精子活力或者血壓水平）。

于是小師找到學院，要求撥款2000萬，在某種化學品及其衍生物中尋找針對關鍵指標D的特效藥。學院領導非常重視和支持，暫停若干項關鍵儀器采購，專門撥款。在研發中，因為影響了儀器采購進而影響了其他課題組，被罵得狗血淋頭，由于研發周期太長，學院領導三天兩頭催問進度，小師壓力巨大。

最終研發成功實現了產業化，年賺8000萬。領導找到小師，說學院對你支持很大，至少6000萬你應該回饋學院，還有1500萬應該給學校。每年你們課題組可以增加經費400萬，你個人獎勵可以增加100萬。至于小年和小教，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不是已經有研究成果了嘛？至于小青，都不是我們學校的，管他呢。

領導還說學院老傅要沖擊院士了，你得出成果幫幫忙，其他老師還有幾項成果，雖然每年進項不大，但和你的打包成大健康課題，材料里就可以寫“研究成果產業化落地成果喜人，共計投產6項成果，實現利潤8106萬元”，這樣就有點有面了。雖然連連說好，小師一點也笑不出來。

雖然是個虛構的故事，但何嘗不是現實呢？當“大佬”取代國家立項成為課題組的核心時，科研組織必然就沒有了真正的集體主義。

此次提議的25位科學家、企業家身份可以歸納為另外的兩類：要么是兩院院士，不然就是企業的董事長。做出這樣的安排，可能是專家們生怕分量不夠，在輿論上說服力不足。但既然“現實”強調帽子，那又何須對年輕學者的功利過分苛責呢？關鍵是要造就適合科技創新人才的土壤，則突破性科技成果的涌現自然水到渠成。

要對青年展現更多的善意

毋庸置疑，學者們希望扭轉“工科理科化”的傾向，根源和關鍵就是中國目前的“卡脖子”技術太少，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對產業的拉動作用還太小。

前面反復辨析大學生學習與就業模式的關系、青年教師科研志趣與高校環境的關系，就是希望在高科技研發在內的所有領域落實尊重人才、尊重科學以及按勞分配的初心和使命。但通讀專家們的提議，一種“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的擔心卻油然而生。

2月24日，多部委聯合舉辦了“權威部門話開局”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根據科技部披露的消息：2022年我國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已超過3/4。另外1/4的研發投入，也不是高校自由支配，相當多的經費是由國家統籌的科研專項資金，青年教師能夠分到的就更少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提議卻聚焦于高校改革，說明專家認為企業的研究能力還弱于高校、劣于高校。奇怪的是，專家們卻建議“企業人士入校做兼職或專職教師，不應將論文作為他們入職的硬杠杠”。這樣不熟悉學術規范，也不熱心學術的老師，頂著CEO、CFO和董事長的頭銜進入高校，就能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專家們還建議“打破‘在校修完學分再出去實習’的模式”，“拿出小學期甚至一個學期的時間，讓學生參與企業實踐，并將企業實踐納入學分管理”。在不改變就業市場學歷稀缺度匹配模式的情況下，學生若企業實踐不積極，教育培養是否能夠僅以學分相威脅？哪種模式既能夠保證學生的自由選擇，又能保證對學生的教育成果公平對待？

近年來，“建議專家不要建議”一直是互聯網上的重要話題。部分專家的建議之所以不受歡迎，不在于他們強調成果的“桃子”是如何好吃，如何有營養，而在于回避了“桃子”由誰種、怎么分配的問題。

建議這些專家，先做一些與提案內容緊密相關的社會實踐，這樣提的問題就會更有針對性，也容易實現。沒有前期鋪墊和基礎，就要求行政部門以強制力推動可能不利于弱勢群體的改革，既不明智，恐怕也不合理。

英特爾于2011年前后，同國內部分專家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了英特爾軟件學院系列課程。這套教材是針對職業院校編寫的，但使用的單位不止于職業院校。像這樣的書，我認為我們國內的企業也可以編，而且完全有能力編的更好。

英特爾軟件學院系列課程

除了編寫教材之外，關心高等教育的專家和企業還可以提前兩年發布人才技能需求和招聘信息，講清楚兩年后產業會出現哪些新的具體的需求，給出預期薪酬和招聘人數，以鼓勵在校生主動磨礪產業需要的技能。

如果企業和這些專家都不能預測產業兩年后發展的具體需求，卻希望青年學生和教師先去企業試試看，還建議“高校在工科研究生學位論文評審、驗收時，可考察任務是否來自企業、由哪幾家企業提出等，邀請企業總工程師參與評價”、“鼓勵企業以多種形式合作辦學，給予其減免稅收、加大補貼、發放貸款、土地使用優先等優惠”。不解決前面的問題，這樣的主張似乎有些過分。

中國目前正面臨著新舊動能轉換、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考驗，完全可以理解專家們的焦慮心情，也明白先行者們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的考量。但專家們扭轉“工科理科化”的提議，勢必會對年輕一代提出新的更大的要求，并加劇他們培養和擇業中的風險。

“拿出小學期甚至一個學期的時間，讓學生參與企業實踐”勢必會占用青年學生自由探索和學習的時間，更會凸顯安全問題；“將企業實踐納入學分管理”可能造成尋租空間，部分學校可能會主動向企業出賣學生勞動力，更可能對大學生擇業施加不公平的影響。

企業代表盡管在社會地位上可以與院士、教授們平起平座，但作為老師，其師風師德是否也經得起考量，能夠承擔教書育人的重任？專家們還提議“酌情規定工科師資要有一定年限的產業經歷”，這意味著青年教師獲得長聘編制的時間還要再延長，并要與企業發生一些利益交換。此類師資改革的合理性，需要進一步謹慎評估。

正因為這樣的提議可能會對年輕學生和教師的利益產生很大的影響，而且他們承擔的風險很大。因此必須考慮和照顧年輕一代的利益，尤其是其中經濟條件差、獲取信息能力較弱的個體。既要關懷上厚愛幾分，更要實實在在地優化代際分配，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和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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