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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科學報》刊登了《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現狀分析》的文章。文章指出：“國內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大致有三種模式，分別是自辦企業模式、合作轉化模式和技術轉移模式”。

其中，國內外高校教師最青睞的是技術轉移模式，因為這種模式對教師而言，雖然收益最低，但風險也最小，而且不需要學習商業方面的知識。

在當今的環境下，這種模式恰恰很難實現。根據《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我國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48.1%，大、中型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分別達到50.9%和55.4%，而小、微型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只有45.3%和22.0%，這是十分反常的。

申請一個專利，前后投入的成本和代理費用超過萬元很容易。從表面上看，資本不甚雄厚的小、微企業申請了專利，但不投入使用，未免太浪費了。這是因為一方面這些企業資金不足且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導致部分成果拿不到足夠的資金投產。另一方面對小、微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還遠遠不夠，導致他們真正投產的核心技術往往不敢公開，進而不想申請專利。真正被申請為專利的，是其今后打算逐步實施的技術。

高校沉淀的大量專利與小、微企業的申請有相似之處，一方面高校的這些技術并未達到很有市場前景的地步，另一方面高校教師又想留下自己思考的痕跡，因此申請了專利。

未來如果對小、微企業甚至個人的知識產權保護逐漸完善，這些沉淀下來的專利確實存在被“喚醒”的可能性，不能簡單地將其全部視為為了申請而申請的垃圾專利。

高校和教師不能有卸責思想

盡管大環境存在不利于科技轉化的種種因素，并不意味高校和教師就完全沒有責任。老談“經紀人”與“橋梁”問題，實質是一種卸責思想。為了鼓勵成果轉化，有很多大學規定，專利轉化中，高校教師可以獲得70%~80%的收益。這不僅不能反映出高校支持成果轉化，反而是另一種懶政和束縛。

成果轉化是商業化很強的活動，如果在專利產業化的過程中，學校做好了服務，努力解決資金和市場的問題，只拿20%~30%就顯得太少了。所以實際上這樣規定的高校，都是教師走完了幾乎所有的產業化過程，學校只是完成一些程序性和批準性的工作，這就拿得太多了。

因此接受《中國青年報》的對話時，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船舶集團七二五所所長王其紅提到，目前國家尚未出臺關于國有科研院所跟投相關的指導文件，使得科研人員難以享受到股權激勵帶來的收益。

科技成果產業化的一般過程（圖源：東北農業大學）

然而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說明，國家很難出臺法律對市場化的行為進行具體的指令化的指導。成果轉化還是要靠高校和教師們共同探索，才能走向光明大道。

2018年底，重慶大學制定并實施《重慶大學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管理辦法》，提出“權益讓渡”的轉化模式。他們解放思想，打破了高校成果主要是缺乏資金的思維定勢。“權益讓渡”模式認為，高校不適合進行風險投資，同時企業家繼續在高校內工作，缺乏將成果產業化到底的動力。

在“權益讓渡”模式下，高校評估并收取一定比例的資源占用費后，將成果所有權讓渡給完成人或賦予完成人長期使用權，由完成人自主實施轉化。

在完成人和發明人不是同一人的情況下，發明人和學校實質實現了技術轉移，沒有任何風險。此時完成人還往往是畢業生或小、微、中企業，這就促進了創新創業工作。而完成人和發明人相同的情況下，向學校繳納資源占用費實質是保留了高校停薪留職的退路。

在新模式的幫助下，重慶大學朱濤教授的分布式光纖傳感器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得以商業化。2020年，重慶大學科技成果的轉化合同金額為15.43億元，位列全國第7，超越了辦學規模以及學術聲譽。到2022年，重慶大學已經轉化科技成果100項以上，吸引直接投資超3億元，實現了明顯的進步。

除了高校要改革，教師也不能僅僅坐等大環境的改善。應該首先提升科技成果的含金量，專家們認為目前從1到10缺乏“橋梁”，其實產業化的每一步都很難，10到100、100到1000、1000到最后輝煌的10000都不容易。不能遇到問題了，就要政策支持，這反而是不利于產業化的。

計算機頂尖企業龍芯的總裁胡偉武在回憶龍芯團隊放棄原有事業編制，從中科院計算所辭職下海的經歷時深有感觸的說：“我們做企業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從負數開始”的。

高校科技成果要超過行業過去很多年的進步，市場化的前景才會好，而很多高校成果的進步并不大，但是“學院派”的作風又對商業化的負面影響很大，這樣自然就容易失敗了。

另一方面，龍芯的成功也說明研究人員要大膽地走向市場、擁抱產業。從2001年到2010年，龍芯研發經費投入超過4億元，在一些領域取得了突破，總體產業化卻舉步維艱。作為帶頭人，胡偉武受到社會的質疑。“大家對龍芯怒其不爭，我這么支持你，但你為什么還不能跟英特爾競爭？”。

當時領導和專家就覺得龍芯都做10年了還不行，看來發展CPU主要得靠引進，國家項目主要支持引進國外技術的CPU，只在工控領域給龍芯一些小支持，經費不到引進X86和ARM的5%。

之后，龍芯開始市場化運作，對龍芯處理器研發成果進行產業化。龍芯團隊放棄原有事業編制，從中科院計算所辭職下海。胡偉武承諾，從此以后不評獎，不評職稱，放棄院士申報，他說：“中國不缺院士，缺的是像英特爾這樣的企業”。

經過市場化的十年，龍芯團隊滾大了，打精了，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也收獲了此前難以想象的成功。進而高層也改變了看法，堅定了自主化的決心。

不管政策有多好，高校和教師始終是成果轉化的市場化主體，始終發揮著先鋒的作用。所謂高校成果“沉睡”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高校和教師想要產業化帶來的大量收益，卻希望避免資本投入的風險。不到產業化的泳池中試試，是不可能學會游泳的。因此專利產業化比例偏低，有大環境的種種原因，但只有高校和老師才能承擔起根本性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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