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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齋藤茂男】

最開始，我們四處尋訪著能成為采訪對象的教師。

一位中年教師告訴我們：“盛岡的六太郎老師或許可以。可以采訪他從戰爭時期開始直至今日的人生。”

吉田六太郎，五十九歲，盛岡市立上田小學校長。

他出身于盛岡市南部巖手縣紫波郡見前村(現在的都南村)的一戶窮苦農民家庭。

六太郎上小學的時期正處于昭和(1926—1989)初期，那時候正好趕上一戰后的大蕭條，大街上到處都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城市人口的回流使得農村生活雪上加霜。

來自當時日本殖民地朝鮮、臺灣的進口便宜大米，因美國經濟衰退而引起的蠶繭價格暴跌，這些都將當時的農民們推向了餓死的邊緣。“巖手嬰幼兒死亡率高達30%”，“饑餓兒童劇增”——翻開當時的報紙，隨處可見這樣的新聞標題。女孩們被迫賣身來養活父母與兄弟姐妹，那是一個苦不堪言的時代。

“那時候，能進師范學校的都是認真的、學習好的窮人家的孩子。為什么呢？因為師范學校不僅不收學費，還會給學生發拉舍爾毛制的衣服、褲子和鞋子。學校實行全寄宿制，伙食費、住宿費統統不需要，這些對窮人家的孩子來說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畢業后還能當老師。”

那時候，相比從天蒙蒙亮開始就一直要勞作到深夜的農民生活，能穿拉舍爾毛制衣服、有飯吃的“軍隊生活”可要輕松多了。

將學生培養成“心地善良”“信人愛人”“德行高尚”的人，讓“為天皇國家奉獻一切”的“服從”精神滲透到每一個日本人的心中——這便是當時日本的師范學校肩負的特殊使命。

年少的六太郎在入學時就被教育：“師范學校就是‘死范’學校”，“教師的一言一行是所有人的范本，其終極意義便是死之模范”。

之后不久，學校便成了和軍隊一樣戒律森嚴的地方，人們甚至說：“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兵學校、師范學校是三大培養戰爭武器的地方。”

六太郎入學那年的秋天，九一八事變爆發。十五年戰爭的齒輪也由此開始轉動。就在這一時期，一樁對于巖手師范的學生來說一生難忘的“事件”發生了。

1931年9月19日晨，日軍在沈陽外攘門上向中國軍隊進攻。（資料圖）

“皇國教育”的腳步聲

六太郎入學時，巖手師范里有一位“不守規矩”的老師。他便是教授教育學課程同時身兼宿管職位的千喜良英之助老師(已故)。

在當時軍事化管理氛圍日漸濃厚的校園里，千喜良老師可以說是為學校帶來了陣陣新風。

由于當時的學生大多出身于貧農家庭，總是接連不斷地有人身患心肺疾病，他先是買下了十萬平方米的農地，開始自己供應糧食，緊接著便新建了食堂、茶室，還破天荒地為清一色都是男生的宿舍招來了女宿管。他還開設保健室，請來護士，甚至讓大家坐車去醫院看病。此外，他還允許學生們使用大型電動洗衣機，讓大家都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凈凈的。學校之前設有門禁，但千喜良老師認為，為人師、無信任、不教育，于是便廢除了門禁。

“老師那時候經常喝了酒后，在晚自修時間來到我們學生宿舍，說： ‘你們肯定沒在學習’。于是，我們就經常一起搞宿舍節的活動。所有學生都很崇拜他。”六太郎老師說道。

據當時最高年級(五年級)的級長、后來擔任了盛岡市教育局局長的中村圭六說，千喜良老師從來不會在課堂上對學生說“這個你看書就知道了”。相反，他自己翻譯了約翰?杜威的《教育學概論》，給學生講授時也總是結合具體案例。“他引用的例子總是特別貼切，一下子就抓住了學生們的注意力。”

但是，這一自由主義式的教育終究還是被信奉“皇國史觀”的縣知事以及心懷不軌的學務課長給埋葬了。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上面決定將千喜良老師派往沖繩。消息一傳開，都已經放暑假回家的全校學生立馬趕回了學校。大家召開了學生大會，決議發起留任請愿運動。一夜之間，請愿書上就蓋滿了全校學生的血印。因不滿校長、知事的回答，學生們還選出了代表，由他們去文部省直接上訪。

當時有八名學生被選為代表，其中就包括中村級長。由于車站里早已布滿了縣里的官員和便衣警察，八名學生換上了和服，藏在貨艙與客艙之間，悄悄地前往東京。但是，東京上野站也早就被校長等人布下了眼線，上訪文部省的行動最終還是失敗了。

決心與縣政府對抗到底的學生們一度聚集在學校的后山，誓不服從，最后還是千喜良老師親自出面勸說，整件事才得以收場。緊接著的一天晚上，整個宿舍的同學為千喜良老師辦了送別宴。

恩師出發的那天早上，學生們被禁止進入盛岡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