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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歡、夏柱智】

目前全國多地發布文件規范建筑行業用工年齡管理，比如廣東深圳、江蘇泰州、湖北荊州、江西南昌以及天津等地，均作此要求。

超齡農民工“清退令”一經發出，便引發網絡熱議。

“清退令”考慮不周全

一種觀點認為，“清退令”的初衷是好的，即保護超齡農民工的生命安全。建筑行業具有繁重高危等特點，而超齡農民工在建筑工地這類高危工作環境下，可能因反應不靈活、體力不支等原因而出現安全事故；而在實際生活中，近些年建筑工地上的安全事故確實也多發生在大齡農民工身上。

安全風險固然應該考慮，問題在于，以風險最小化為初衷的超齡農民工“清退令”影響是嚴重的，對于農民工并不是公平合理的。

根據調查，原來工地選擇建筑工人的標準，主要依據工人的吃苦耐勞程度和身體狀況，超過60歲并不是不可以雇傭。如今統一規定超過多少歲就不能做建筑工人，而按照規定，超齡農民工也無法簽訂合同、購買工傷保險，這些都使得建筑工地無法繼續招收“超齡”農民工。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調查了解到，有地方開始層層加碼，規定55歲就不讓工地農民工簽訂合同；在建筑工地上，一些本來適合大齡農民工做的工作也因為年齡而受到限制；一些農民工雖然超過60歲，身體卻依然硬朗，但僅僅因為年齡限制而被迫退出。

某種意義上，上述僅從風險最小化出發的政策，是排斥農民工、有損農民工群體勞動者權益的做法，也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表現。

農民工沒有城鎮正規勞動力市場的退休金，因此即使超過60歲，農民工本質上還是農民。農民工主觀上也沒有“退休”的概念，他們很多人經常脫口而出的一句話就是“干到不能動為止”，即使從事農業生產也是這樣。中部某省R縣的一位大齡農民工曾對筆者聊道，“60歲一點都不老，還有好多人很健朗，我們比很多年輕小伙子都還能干”。

政府最為恰當的做法應是，支持他們根據自己條件自愿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得務工收入的權利。

總而言之，地方政府不能出于絕對安全無風險的角度，就強制性一刀切地清退超齡農民工，應允許超齡農民工視其身體條件和工作性質而定。

超齡農民工的務工訴求為何如此強烈？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0年農民工檢測調查報告》顯示，全國農民工總數2億8560萬人，其中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6.4%。其中沒有統計60歲以上的農民工的規模，不過從實地調查來看，比例也不少。

顯然，超齡農民工現象的背后不只是一個安全問題，還是一個民生問題。  

城市化背景下，超齡農民工之所以大規模地進入城市務工，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現在的年輕一代更愿意跑快遞、送外賣，以至于工地難以招到合適的年輕人。而對超齡農民工而言，這一收入也比在家鄉從事農業勞作所得高得多，是農民工家庭脫貧的主要來源。此外，超齡農民工進城務工是一種自我養老方式。

資料圖來源：新華網

有一種觀點認為只是清退農民工，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老齡化問題，國家應該給高齡農民工養老保障，給農民工發城鎮水平的退休金。根據調查，在中部一個普通縣，城鎮水平的退休金平均是2000元/月，比農村退休金高10倍以上。問題是，中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難以支撐起如此大規模人口的的城鎮水平的養老保險投入。

另有調查表明，大多數農民工都有強烈的現金收入傾向，并不愿意在城鎮繳納養老保險；建筑工地的工作流動性強，農民工就更加不愿意參加養老保險了。就像R縣超齡農民工老陳談道：“又不像城里人有養老金，年紀大了就可以不用干。我們出來打工，只要有活干就強很多，至少可以養活自己。”在農民工那里，這種勞動方式使得老年人不需要向子女伸手，保留了尊嚴感與價值感，也體現了農民工群體的韌性。

在城鎮化背景下，家庭支出壓力巨大，部分超齡農民工依然是家庭的頂梁柱，失業對家庭生活而言是個不小的危機。大齡農民工與建筑公司之間自愿形成的合作關系仍然是當前的廣泛實踐，大齡農民工依然迫切需要依托城市務工，進而應對市場化環境下不斷攀升的家庭支出壓力，以及城市化背景下農民家庭再生產與農民家庭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