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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謙和 施蘭茶】

前幾天刷公眾號，看到一篇文章，光是標題就有點意思：

這個小國指的是孟加拉。想必大家都知道，前些日子孟加拉國內發生了騷亂，哈西娜政府被推翻。而這個“84歲的經濟學家”就是目前擔任孟加拉國臨時政府首席顧問的尤努斯。

文章里是這樣形容這位經濟學家的：

這位不喜歡政治的諾獎得主

將前往他的祖國

響應人民的召喚

宣誓成為孟加拉國

新的領導者

尤努斯對經濟學最大的貢獻是發明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小額貸款”，助力孟加拉那些擁有手藝卻缺少啟動資金購買原材料的貧窮婦女，并最終建立起了“為窮人服務的銀行”。

但孟加拉經濟真正的啟動，并不是靠尤努斯的小額貸款，而是文章中提到的“學習中國”。確切來說，是學習東亞模式（所以文章標題里偷換概念這一手玩的溜兒啊）。

事實上，早在2020年以前，孟加拉國的經濟增速就已經連續十余年超過5%，并有望于2026年擺脫“最不發達國家”之名，躋身“發展中國家行列”。以至于當202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宣布“孟加拉國人均GDP即將超越印度”時，印度很多人還不敢相信，原本的窮鄰居，不僅追了上來，居然還實現了反超。

孟加拉國GDP在2020年反超印度

然而，一連串的意外還是接連重擊了孟加拉國。先是2024年7月步入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經濟失敗國家”的后塵，居然向IMF申請45億美元貸款紓困。更出人意料的是，領導孟加拉國取得顯著經濟成就的哈西娜政府，在2024年8月因學生抗議慘淡下臺，其本人則宣布辭職逃往印度。

表面上看，哈西娜政府倒臺是因為學生不滿公務員配額制，加之哈西娜自身處理失當，導致一場原本針對特定議題的抗議，裂變為改朝換代的全國性政治動蕩。但是，從根本的角度看，孟加拉國本輪政治騷動的根源在于其經濟困境，包括經濟增長失衡、貧富差距加大、政治腐敗和治理失能、不理性投資導致的債務問題等。

于是便有了文章開頭那樣順理成章的推測或者說預設：孟加拉國的政治騷亂正是因為其走上了“東亞道路”，認為孟加拉國的失敗正是模仿“東亞模式”的失敗。

那么，孟加拉國發展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東亞經濟體？孟加拉國經濟未來路在何方呢？本文將試圖解答以上這些問題。而在開始之前，有必要先說說前文反復提及的“東亞模式”。

東亞模式與經濟轉型

所謂東亞模式，即東亞國家和地區為加快發展而采取的系列政策。盡管“東亞”的概念定義并不確定，但一般來說包括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盡管不同研究者對于東亞模式的具體理解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東亞國家發展模式相較于傳統發達國家，有自身突出特色。

從政策選擇上看，東亞模式最突出的特點是強調政府作用。與傳統發達國家強調自由市場，將政府職能保持在“最小”限度不同，東亞國家普遍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和規劃，體現為日本通產省、韓國經濟企劃院等經濟規劃機構制定的各項產業規劃。

學界另有“發展型國家”概念，專門用于描述東亞國家通過強有力的國家干預，推動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現象。具體而言，“發展型國家”要求政府具有堅定的發展意愿和決心，在保證自主的前提下保持與市場的積極接觸，并在優秀官僚體系支持下，制定并執行合適的產業政策。

除強調政府作用之外，東亞模式另一個有別于傳統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特點，在于其出口導向的外向經濟發展戰略，以及伴隨而來的產業轉移和升級。

日本經濟騰飛，始于20世紀50年代朝鮮戰爭中美國的大量軍需需求。得益于大量出口收益以及戰后恢復重建，日本經濟步入高速增長期，其產業重心也開始從農業和輕工業轉向重工業。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自身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又迫使日本將紡織、服裝、鞋服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以韓國為代表的“亞洲四小龍”，幫助其成功實現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的轉型。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轉變并不意味著徹底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相反，東亞國家地區同樣通過關稅等舉措保護幼稚工業。只不過，為避免企業自限于國內市場而缺乏競爭，關稅保護通常短期且適度。

除了以上兩個最突出的特征外，東亞模式還包括掃除增長障礙。這些障礙包括硬性和軟性兩部分，克服硬性障礙的關鍵，在于大力開展基礎設施建設，而突破軟性障礙則需要投入教育衛生等人力資本，并致力于打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高效的治理能力。

而從經濟轉型成效上看，正是由于東亞模式下的政策選擇，東亞國家地區得以以相較于傳統發達國家更快的速度，實現增長和經濟轉型，即在極短時間內實現農業就業比重的下降和工業及服務業在高就業密度下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