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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甲午的輿論戰，很多后人都在關注“晚清媒體”的槽點，比如戰爭爆發時，《字林滬報》等媒體那喊打喊殺的文字，以及戰場敗退連連時，《電視齋畫報》等報紙那一篇篇公然造假，將敗仗一次次說成勝仗的新聞報道。但比起這些活劇來，晚清輿論戰真正的失敗，還在于高層的無知，從頭到尾，無論洋務派還是頑固派，腦筋里都毫無“輿論戰”這根弦。

所以，在甲午戰爭的輿論層面，清王朝的做法，往好聽點就是簡單粗暴。美國人丹涅特這樣形容清王朝“輿論戰”中的無能：“以口舌文告，日勞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垂五十日。迄無要領”。一百多年后，學者闞延華也發出了一聲長嘆：“翻遍甲午戰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國外公眾閱讀的資料。”

而比起晚清重臣們對于輿論戰的無知，日本卻在挑起戰爭前，就高度重視輿論戰。當大清駐英公使龔照瑗在法國亂收小道消息時。日本駐日公使青木周蔵，則給日本政府報告說：“我以前就與《泰晤士報》建立了關系……把英國政府拉向我們一邊……請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額外經費。”

在整個甲午戰爭的輿論戰里，日本也是做戲做全套。清政府不允許任何外國記者隨軍采訪，日本則主動邀請了129名西方記者。日本本國更有66家媒體，向前線派出了一千多名記者。整個戰爭進程里，日本也做足“擺拍”，諸如“優待清軍戰俘”“攻克清軍陣地”“救助朝鮮難民”等“大新聞”，都是從文章到圖片，輿論造到極致。諸如青木周蔵等日本駐外公使，還親自下場撰文。

但清王朝之所以輸到體無完膚，不止是“態度”與“做戲”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日本兩個至今值得我們警覺的伎倆。

甲午戰爭海戰圖

并沒有過時的把戲

日本“輿論戰”的第一個“拿手好戲”，就是他們的“鈔能力”。

比如上面說到的青木周蔵，甲午戰爭爆發前，為了打好輿論戰，拼命向日本當局要錢。但千萬別以為他們是“錢多人傻”。日本當時高薪聘請了美國《紐約論壇報》記者豪斯，以西方媒體的游戲規則，打造日本“文明”的人設。在甲午炮聲還沒響起時，相關的文章已經開始了“轟炸”。

而在整個甲午戰爭進程里，日本更把現代新媒體常見的“買水軍”“請大V”等套路，提前一百年玩到熟練。日本當時在西方媒體投放的“有償新聞”，都有明碼報價：日本在中央通信社發一篇新聞，價格是100英鎊，而在路透社發一篇？價格是606英鎊。要知道，在當時的英國，一名教師的年薪也不過85英鎊。這“公開費用”，簡直不惜血本。

所以如果回看甲午戰爭時期的西方媒體報道，我們會看到一堆“奇文”。戰爭爆發初期，《紐約先驅報》就說“日本解放朝鮮”，《泰晤士報》說日本的出兵“保障朝鮮安全”。在滅絕人性的旅順屠城后，《泰晤士報》更用大量篇幅，繪聲繪色描述日本如何救濟難民。其實，都是錢到位了。

甚至，在甲午戰爭的一些大事件上，更常見當時一些“西方大V”跳出來給日本背書。1894年7月23日，搭載中國士兵的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艦“浪速”號擊沉。如此“打英國臉”的行為，引發了英國輿論的憤怒。但沒多久，劍橋大學法學系教授韋斯特萊克以及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等人，就相繼發表高論，認為悲劇的主要責任在中國一方。諸多英國媒體也相繼改口，原本令日本陷入輿論被動的“高升號”事件，就此反轉。

對比一下這些年里，每當有“日本知名人物”去“拜鬼”時，總有各種“清醒人士”發表高論，花樣洗白當事人。對比歷史必須說，這是一百多年前的老伎倆了。

1894年10月6日 《倫敦新聞畫報》所描繪的中國高升號運兵船被日本浪速號巡洋艦擊中后，開始沉沒。

但日本“輿論戰”比“砸錢”更讓我們警覺的，是他們的“洗白”手段。

還是以“高升號”事件為例：日本在進行媒體公關時，不是簡單的“砸錢造輿論”，相反是幾步走的花招：第一步，模糊責任，把沖突的起因，說成“中國軍艦態度極不友好”，在細節上修改真相。第二步，混淆視聽，淡化主要矛盾。他們抓住“日軍營救落水歐洲水手”這一個新聞點大做文章，且讓收夠了好處的被救水手出面替日方背書，成功轉移了公眾視線。第三步是洶涌的輿論攻勢，幾大收足好處的西方媒體齊上陣……

而在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后，面對諸多親歷事件的西方記者的報道，日本的表現更好似戲精上身。首先是造輿論，對旅順屠殺的真實性避而不談，反而大肆渲染“中國虐待日本戰俘”等謠言，偽造了大量“中國軍隊殘暴弒殺”的材料，散布“日軍只是合理報復”的論調。而后偽造現場，邀請西方記者前去報道。

被日本“重點投資”的《泰晤士報》，這次更是急先鋒。在報道了“日本救助難民”的話題時，《泰晤士報》筆鋒一轉，說“大部分回到那里的人他們都同意那些令人遺憾的事情已經是犯罪，但也說是可以諒解的”。這等于是不動聲色，就否定了日本的屠殺罪行。對那些有關“旅順屠殺”的新聞報道？《泰晤士報》更是直接一棍子打死：“那些外國記者給軍隊造成的令人厭惡的流言已經被駁斥了”。

在“用一個謊言替代另一個謊言”這一技巧上，從甲午到今天，類似的把戲，在西方某些媒體身上，早就屢見不鮮。

三十七年后的嘆息

很多國人說到甲午戰爭，常說這是“夢醒之戰”。但在“輿論戰”方面，至少民國的“精英”們，真的沒醒。

1928年5月，日本侵略者出兵濟南，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而日寇的“輿論戰”，也是故伎重演，他們在全球各大報紙上投放新聞，宣稱日軍是“對中國軍隊暴行的反擊”。甚至當南美幾個國家的報紙，刊登“濟南慘案”的真實報道時，日本駐該國使館竟親自下場，威脅報社撤回報道。《泰晤士報》更是再次為日寇搖旗吶喊，甚至“感謝日軍在濟南的仁慈”。

而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呢？只是一句簡單的回應：“對日案切勿擅自通電發表”。

三年后的“九一八事變”里，侵占東北的日寇，更在輿論戰里無所不用其極，侵略戰爭被美化成“保衛日本利益”，西方媒體上，一批為日寇背書的“西方專家”們，大呼“中國排外招來日本反擊”，其顛倒黑白之本事一如既往。那位至今還在某粉絲群里中極有號召力的“總裁”，卻對他的“少帥兄弟”私下一句話：“他們（日本人）嘴大，我們嘴小，倘若抵抗，國際上就不好說話了。”

從甲午的“不會打”，到抗戰爆發時的“不敢打”，近代中國在輿論戰里吃的虧，就是那個落后挨打時代，最生動的縮影。

參考資料：

鈞正平：130年前的甲午之戰中，大清王朝早已在另一個戰場不戰先敗

闞延華：甲午戰爭中的中日輿論戰

陳悅：他選擇了中國——馬吉芬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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