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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媞:本土派騎劫香港大眾,然而說好的新世界呢?
關鍵字: 香港香港反對派香港本土派民粹主義大眾主義香港占中香港本土意識筆者上一篇文章《反對派構建的“香港人”身份究竟存在嗎?》中提出反對陣營以制造“香港人身份為策略”,達到“去中國化,排斥內地的目的”,這也引發我們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反對陣營正以“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的戰略思路——意識形態上標榜“本土意識”,行動上采取“無底線抗爭”,并配合“互聯網”作傳播平臺,影響這一代和下一代的日常生活,并將“香港建國”這一分離主義思想推到極致,付諸行動。
大年初一凌晨旺角街頭上演的“旺角黑夜”是本土派中“城邦派”為“無底線抗爭”打響的頭炮,從“城邦派”有關勇武的表述和行動中,我們可以推測“無底線抗爭”希望通過抗爭者引起警察武力鎮壓,達致流血收場甚至有人犧牲,好讓他們占奪道德正義高地,從而喚起更多港青加入其行列,搞一場翻天覆地的“時代革命”。
反對陣營內近期關于“非暴力抗爭”和“無底線抗爭”的爭論也值得我們注意,兩者是反對陣營內兩種派系提出的不同策略,這反映出該陣營面臨戰術思維上的轉型,盡管相關的爭論還未有定數,但辯論不耽誤行動,因為“非暴力抗爭”和“無底線抗爭”完全可以一起來,通過真刀真槍的實踐,讓群眾自行選擇,就如剛剛通過補選上陣的公民黨楊岳橋,舉起大聲公(大喇叭)在議會內發言,便是采用“非暴力抗爭”的抗爭手法。
楊岳橋
此外,“無底線抗爭”的重要性,還在于它是為保衛“本土意識”鑄造的雙刃劍,由于采用此種方式的抗爭者,必須保證每次都給旁觀者造成視覺和心理沖擊,行動所要承擔的風險就是公眾道德底線的深淺,而哲學原理告訴我們,一切事物達到極致都會轉向它的反面,一旦使用不當,這利器將令“本土意識”破產。
因此,“本土意識”的建構就顯得十分必要,而這個建構過程,必須軟著陸,才能洗腦成功。此時,互聯網作為傳播平臺,被廣泛應用于反對陣營的輿論戰中,并以社交網絡Facebook為主要平臺,影響青年人的日常生活,而這種慈化武器最厲害之處,就是將許多溫良和平的人、事、物賦予攻擊性和殺傷力。
香港近年通過Facebook散播得最快,也最具殺傷力之一的論調便是以“香港建國”為主張的“香港民族論”,即通過建構香港歷史、強調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的重要性、居住領域和生活方式、建構“香港人”身份認同,然后再與“本土意識”里應外合,為走上街頭,來一場“無底線抗爭”做群眾動員。
繼去年初推出“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新一期香港大學校園刊物《學苑》雜志又以“香港青年時代宣言”為主題(下圖),推出新刊。《學苑》以香港年輕人為主要受眾,因此筆者將其中出現的群眾,理解為青年群體,相信是最接近真相的解讀。其中的“港獨思想”因為太明顯而不用再討論,筆者反而有興趣知道他們如何引發一場“洗腦風暴”。
《民族意識與群眾運動》一文稱,“從‘雨傘革命’至今,我們清楚地感受到新興一波大眾主義(populism)的興起”,“每項議題所能觸發的關注族群即使不同,群眾的情緒卻是一體的,而且香港策勵、合作,然后進擊。”
大眾主義的別名可是鼎鼎大名的“民粹主義”,而這個概念可以說是社會科學術語中,最沒有精確定義的概念之一,這無異于歡迎本土派盡情騎劫,盡情詮釋。
我們來看看作者是如何展開討論的。文章形容,“旺角暴亂”的參與者憤怒且恐懼(恐懼政權),“唯有不斷地抗爭,我們才清楚感受自己存在”,“我們意識到群眾正醞釀一股力量,這可能催生更為激烈、代價更高的抗爭,我們也仍不清楚,這股力量會將香港帶往何方。”“我們相信有意識地反抗,才是香港最后的出路,這是我們身而為人的基本條件。”
“意識”出現的頻率甚高,卻沒有被清楚地訴說,正如我們不會懷疑他們有意識地發動“旺角暴亂”,他們卻希望我們認為這種“意識”來自群眾的群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他們說新一代香港人“天然獨”,妄稱對共產黨政權的“憤怒”普遍存在于公眾的“基因”中,因此“與生俱來帶有濃厚的單純香港人身份認同”[1],而這種“憤怒”就“成為構建我們心理性格的元素之一,而我們的政治承諾便是許給香港民族共同體的至善”。
文章進一步說,“群眾就是我們,我們就是群眾,我們甚至不確定身邊這群人是不是懷有相同的本土意識……”這個群體成員的身份不建立在特定立場的論述,只要“視香港為共同的家園”,就是成員。“群眾是我們的伙伴,然而這伙伴關系并不互相制約、折損,我們反而必須要擁有堅實的道德立場,種種動輒訴諸道德卻曖昧不清的表述方式”,貌似將“本土意識”的內涵變得寬闊而包容,作為“政治意識形態”,本土派用本土意識吸納群眾,卻未必能帶著群眾通往彼岸。
正如他們說,每項議題引起不同的抗爭,而抗爭者來自不同群體,他們是靠共同的“情緒”來相互合作,說好聽點就是“民粹主義”,要玄一點就是“大眾主義”,大眾是沒有主意的,有主意的人不是冷眼旁觀,就是成為運動的發起人,換言之,社運中的大部分人,是被“情緒”而不是被“理念”感召的從眾。所以“占中”這類大型群眾運動中,發展到后期,生產不出新的“情緒”,只能因過度消耗而草草收場。
該文的作者對此心知肚明,知道“雨傘革命”以來,抗爭面對的最大問題,便是群眾與運動領導之間無止境的掙拗,但是順著作者的邏輯,“本土意識”繁衍出的“大眾主義”,能否為類似的爭拗開出藥方?
回到“香港民族論”,它只是“城邦派”為了打一場“香港建國”的仗,而為“天然獨”群眾量身定造的輿論武器;它和“無底線抗爭”這個街頭的武器雙劍合璧,帶領年輕的信徒們走向瘋狂,他們狂歡、渴望流血、憧憬死亡,他們想成為本土威權的“英烈”。
我們談民族大義,對方也談民族大義,但雙方對民族的想象不同,我們應該如何用新的方式講故事,而不是將香港青年越推越遠?
筆者大膽預言,本土派真正的危機將在9月當選立法會議員后達到高潮,議會抗爭手法的交替使用有可能帶來新的混亂。而在那之前,本土派沒有退路,否則無法讓各路人馬盡情表演。只是,香港政府、香港警察、香港人,你們準備好了嗎?
后記:
多說兩句,香港人心思變,原因很多,不一而足,但這不等于他們會滿足于政客隨意的承諾和經不起推敲的政綱,已經被騙到過于警惕的香港人,變得前所未有地小心翼翼。他們具有強烈的“政治潔癖”,對模棱兩可的政治立場及主張不屑一顧。
隨便舉一例,本土派政團“青年新政”女神游蕙禎(25歲),去年區選時僅204票輸給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后擔任黨友鄺葆賢的社區主任。她近期在網臺“花生臺”[2],與民主黨區議員區諾軒、傘兵[3]葉錦龍,及一位教授大談“男男”腐女文化,卻被本土派“城邦派”網民圍剿,不滿她在新界東補選時為本土參選人梁天琦助選,這頭又上“自治派”的節目,“食兩家茶飯”。游蕙禎后來解釋上節目是為“還人情”,并強調“只此一次”,但網民不買賬。
或許有點離題,但要知道,《香港民族論》和《香港城邦論》都在做人心的功夫,確切說是“離心”的功夫,他們試圖在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心中種下脫離中國的種子,現在已準備開花結果。不認清他們的洗腦路徑,就有可能錯判批評的方向,中了他們的計。然而,即使如此,又會由誰來承擔后果?只能是香港人自己。
注釋:
[1]《學苑——香港青年時代宣言》,《我們的二零四七》。
[2]“花生臺”,由香港政黨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創辦,主持多為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成員。多個節目以反“雙黃”,即黃毓民及黃洋達為主,視本土派“城邦派”為敵。
[3]傘兵,又稱為傘后團體,是一個香港政治術語,源于雨傘運動后紛紛成立的各個獨立小團體。這些組織不少腔調“重返社區,深耕細作”,繼續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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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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