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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本文，實際上，與臺灣“獨派”電影的“戀殖”不同，香港的近期電影《十年》、舞臺劇《D7689》、紀錄片《亂世備忘》等，差不多與殖民史無關。在這類作品中，都出現一些來自10年后/未來的香港人，他們用充滿恐懼的眼神告訴現在的香港人，如果你們不反抗“中共”和“港共”政權的統治，你們和你們的下一代，將會在恐懼和打壓中度過余生，這種講故事的手法，和以往評論說的“戀殖”是非常不同的。

臺港學術界亂纏 “各懷鬼胎”

而在意識形態和論述層面，梁天琦接受亞洲自由電臺采訪時稱，“我們覺得現在中共是殖民統治，而你被殖民者統治的時候，要進行解殖的斗爭，因此是無法認同殖民者賦予的身份認同的……97前后，政制上、經濟上、文化上、教育上，殖民政策比97前更加嚴重。”本土派轉向“解殖”求助，將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曲解為“中共殖民香港”，借此尋求轉型，相信有關主張將在在9月份立法會選舉期間廣泛宣傳，屆時再配合電影、舞臺劇等文化產品的宣傳，這種認同“中共殖民香港”的“本土崇拜”可能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所以有關方面一定要注意到這個動向和陰謀。

值得留意的是，盡管本土派的抗爭手法毫無底線，論述也存在嚴重漏洞，但若本港學者水準欠奉，大有可能邀請臺灣學者幫忙，畢竟兩地那些政治團體、社運人士間的交流已經非常頻密，相信學術界也是充滿“合作”的可能，只是這種合作也許“各懷鬼胎”，各取所需，對外給人本土論述蓬勃發展的錯覺。

提出港臺新世代“天然獨”的臺灣學者林泉忠，5月3日在香港《明報》以《“香港共同體”的形塑》為名發表文章。林氏力挽狂瀾，稱要回到“歷史現場”，并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概念，意圖為“本土主義”（林氏認為占中為香港年輕世代帶來“新本土主義”世代，但筆者認為毫無新意，還是沿用“本土主義”）尋找歷史合法性。

討論此文前，有必要回顧林氏去年底的兩篇文章，同樣在香港《明報》登出。他在第一篇《何謂“天然獨”？臺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征（上）——臺灣的語境》中，列出臺灣的“天然獨”的三大特徵：1、“天然獨”強調自然的、與生俱來的天性，不背負過去“臺獨”在發展過程中所經歷的歷史“悲情”；2、“天然獨”的假想敵轉化為“掘起”的中國+向北京靠攏的國民黨，因此“天然獨”得以重建新的政治攻守態勢，裂解現階段的假想敵；3、“天然獨”自在且自信，不再回應北京有關“數典忘祖”、“十惡不赦”、“絕對沒有好下場”等對“臺獨”的指控。

其后，林氏在第二篇《何謂“天然獨”？臺港新一代“去中國”思維的特征（下）——香港的語境》中，給出港版“天然獨”的定義：根據過去長久以來香港并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歷史經驗，在面對九七回歸后，尤其是近年來香港日益明顯的“大陸化”趨勢，而產生拒絕“權力至上”的北京強勢干預香港的社會心理，基于中共與“中國”重疊的現實，因此萌生出“香港非中國”的意識。

實際上，林氏對臺灣“天然獨”的描述是很“去歷史化”的，所以要十分警惕，從“天然獨”強調自己的自然屬性和拒絕承擔“臺獨”的名聲看出，“天然獨”具備非常強烈的政治屬性，不諱言是為政治服務的，否則“太陽花運動”催生出的“時代力量”不會將“天然獨”作為“創黨基因”。其次，創造“天然獨”可以回應中國以往對“臺獨”的指控，即“臺獨”無法回答的有關國家統一的問題，被“天然獨”輕而易舉地否定了——我們根本不是同一個國家，何來統獨問題？最后，“天然獨”具備很強的可操作性，一旦擺脫了歷史包袱，立刻超越有關省籍的所有爭論，那些外省第二代、第三代，只要認同“臺灣價值”，皆可成為臺灣人。

在香港語境下，林氏個人的傾向袒露無疑，明明在臺灣語境下他還持“去歷史化”的視角，一來到香港，卻突然討論起“香港的歷史經驗”與“中國的歷史經驗”有別，林氏似乎在努力證明“香港非中國”，而不是處理“天然獨”的問題，因為香港無論在地理上，還是政治上，根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何來統獨問題？這種努力，在最新一篇《“香港共同體”的形塑》一篇就更加明顯了，林氏開宗明義地為“本土主義”和由此產生的“香港共同體”尋找歷史脈絡，還用所謂“6階段”剖析“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圖借“臺獨”史觀 建構“香港共同體”

毫無疑問，筆者認為“香港共同體”是林氏等學者刻意建構的產物，而不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且不說林氏的劃分基本以經濟為主，即使如此，頗具影響的“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皆不在其中，對香港經濟民生產生毀滅性影響的2003年非典也缺席。進一步看，他的劃分實際上忽略了香港的主體性，和香港社會從殖民地社會過渡至中國特區的歷史過程，他筆下的香港歷史不僅斷裂，而且不完整。

諷刺的是，這種做法反而凸顯了他的臺灣主體性，他企圖將“臺獨”史觀發明的民主路線套用在香港反對陣營（包括傳統反對陣營和以本土派為代表的陣營）宣揚的香港民主進程中，這種做法非常可疑。《明報》不假思索地刊登這種文章，是自我邊緣化兼不負責任，這和它們報紙專欄“開天窗”，用來抗議一間公司人事變動背后的邏輯一樣，太急于為事件定性而不是了解事情始末，這實非香港之福。

文章似乎越說越遠，但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源自見證香港文化界/文化市場淪陷后的感傷，連曾經寫出《胭脂扣》、《霸王別姬》等精彩作品的香港作家李碧華竟也媚俗地加入“口誅筆伐梁振英”的隊伍，推薦《案件編號：D7689》這類作品。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最主要的戰場，已經連翻被荒謬、低劣的作品打敗，問題出在哪里？光是責備觀眾和年輕人似乎也無效，那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已經喪失了“真理”的定義權？而當本土派將“獨立”運動訴諸于“反抗中共殖民”時，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建制派該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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