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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第二天，是周六。我忽然聽說有飛機可以直飛到卡庫馬難民營，每周五、周日各有一班，網上是查不到的。于是，我當天就到現場買了票，晚上收拾好行李，第二天中午就起飛了。

一架小飛機上除了飛行員以外只坐了六個人，連登機牌都沒有，我們直接登上飛機，就一路搖搖晃晃飛進了沙漠里。

瓦斯科在飛機停下的地方接我。我一眼就認出了他，是因為在郵件通信時，瓦斯科提到他是來自剛果的難民，而他的長相與身材正具有典型的剛果式敦實。他接過我的行李箱，握住我的手說：“歡迎來到卡庫馬。”

卡庫馬難民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肯尼亞西北角，圖爾卡納地區的半干旱沙漠中央。自從26年前難民營建立以來，這里已經聚集了19萬難民，來自索馬里、埃塞俄比亞、南蘇丹、蘇丹、剛果、烏干達等，都是肯尼亞周邊煎熬在恐怖組織、戰爭、政治動亂、政治迫害、饑荒里的國家。生活著19萬難民、延續了26年的難民營，幾乎發展成了一座荒漠里的城市。

我來到這里時是傍晚，駐地的隔壁就是一座穆斯林學院，而時間又正值穆斯林的賴買丹齋月，于是迎接我的便是穆斯林們禮拜時吟誦的歌。

我的駐地每晚7點－10點供電，所以我睡的很早。也是因為正值齋月，每天凌晨四點，我就會被窗外穆斯林的吟唱叫醒。他們的聲音空靈又洪亮，吟誦起來時聲音的源頭似乎就在我耳畔，所以整個駐地都會在天色尚沉的凌晨蘇醒。沒有電，房間里甚至都感受不到晨光熹微。所以我會走出房外借著星光洗漱，抬起頭就能看到上空溫柔淺淡的一道銀河，以及被歌聲與沙漠連接起來的永恒的時間。

每天早上八點，瓦斯科和他會騎摩托車的朋友茲班戈一起到駐地來接我。我坐在摩托車后座上，他們就帶著我在沙漠里穿梭幾公里，到難民營的中心去。在陽光漸強、溫度漸升的一片荒漠里，我聽著誦經的人群用喇叭傳向天際的聲音里帶著曠遠的寧靜，開始了這里的生活。

難民營之內的光芒

我決定進入難民營的時候，是三月初。

那時我正上著《批判難民學》這門課，全班18個人里有五個穆斯林、八個基督徒、三個非洲人、四個中東人，一半人學種族與移民理論，一半人學國際政治，還有一個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基督徒、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中東人，在八桿子打不著關系的建筑系學習的我。

我們帶著各自的背景，從不同角度討論著難民的尊嚴、潛能和救助道德，每周上課都吵得熱火朝天。在完成這門課的期末項目時，我選擇另辟蹊徑，設計一套住房體系來強調難民的尊嚴和潛能。這項目越做越激動，所以，在教授的支持下，我開始申請資金，準備親自前往難民營去現場調研。

那時候，被所有國際組織拒絕的我聯系到了一個叫做SAVIC（Solidarity and Advocacy with Vulnerable Individuals in Crisis）的當地組織，認識了這個組織的兩位創始人——穆扎貝和瓦斯科。他們都是從剛果逃出來的難民。穆扎貝在16歲時獨自一人來到難民營，而瓦斯科獨自在坦桑尼亞生活了10年，后來和穆扎貝同一年進入了卡庫馬。從2010年開始，這兩個一無所有的難民開始向美國、英國、瑞士、挪威的國際組織籌款，為同樣生活在難民營的同胞改善生活狀況。

我跟朋友開玩笑說，我是借著發安全套的名義進了難民營。實際上，我是真的敬佩并且相信這個組織的精髓。他們從生殖教育開始，解放年輕女性的思想，給予她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又慢慢開展了掃盲課程、英語交流課程、商業課程，為難民營里來自六個國家、支離破碎的人群提供了一個共同的語言，一切都致力于幫助難民擁有獨自思考的能力、獨自生存的基礎商業技能。六年來，這個小小的難民組織逐漸壯大，有了二十幾個常駐工作人員，給上萬個難民普及過基礎課程。他們終于有了自己的網站，而我也因此找到了他們。

在這六年里，我是找來的第三個志愿者。

瓦斯科說，在SAVIC辦公室里工作的人們已經期盼了我很久，有太多話想跟我說。負責生殖教育、掃盲課程、英語課程、商業課程的人都跟我同齡，是一群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難民小伙和姑娘。我對他們是帶著敬意的，而他們也感覺得到，所以對我格外熱情，走到哪里都要帶上我。他們的英語水平參差不齊，但是陪我在難民營里穿梭時，又總能講出最有趣的故事。我來的時候，一個叫蘇珊的十八歲女孩正負責為新一輪的生殖教育招生。

“我們都覺得，只有非洲人能在太陽下、沙地里走長途，美國人、中國人都不會有這個體力，這也是非洲人的自豪之處。”出發之前，蘇珊這么對我說。

我抬頭看看太陽，并不覺得太熱，于是回答說：“不會啊，我也能走很遠的路。”

“那你要是愿意，我一會兒要在這個區域招生，可以帶你看遍這一個區域里所有的學校。”

這是我求之不得的機會，自然就直接系上腰包戴好帽子跟她走了出去。她聽說我愿意陪她一起，突然激動起來，這一激動，她一連帶著我在正午時分的大沙漠里走了將近十公里的路，一直走到我喝干身上帶的每一滴水，脫水到快趴下，她還輕快地蹦蹦跳跳。終于到達最后一所學校時，路過一個索馬里市場，我跑進商店灌下了整整一升的礦泉水，才覺得自己終于活了過來。

蘇珊帶我去的最后一所學校，是SAVIC組織借來教英語的地方。這里的學生最小的十幾歲，最大的四十多歲，蘇珊帶我走進一個個教室，每個班的英語老師都聽瓦斯科提起過我，要留我做自我介紹，想讓他們的學生見見我。初級班的老師會把我的每句話都翻譯成斯瓦希里語或是蘇丹語，但高級班的學生已經可以自主和我交流。從初級課看到高級課，只是十二個月的時間，難民的英語水平就從一無所知到運用自如。

我每次在難民面前做正式的自我介紹時，總會刻意強調我并不想做個高高在上的旁觀者，拍幾張他們貧窮困苦的絕望照片，放在網絡上供人消費。這一次對英語課上的學生自我介紹時，我自然也提起，我來到這里是因為我相信他們的能力和潛力、并想把他們真實的樣子展示給難民營外的人。

但我并沒想到，這句話會在每個班的學生里都引起如此大的反響。

初級班一位三十多歲的婦人在我講完后站起身來，用斯瓦希里語說了一長串，目光炯炯地注視著我，也引得全班同學拍桌叫好。蘇珊一邊鼓掌一邊用英語翻譯給我聽：“她說，你從中國、美國一路跑到這里來，她真的很開心。她很感謝你相信卡庫馬難民所具有的潛力和能力，他們每個人都在努力學習英語，學習所能觸及到的一切技能，從沒放棄過等待機會。她希望你能把這里的事情告訴中國、美國的人，告訴他們他們是真的在學習、在努力，她想讓更多人來幫他們，讓他們能一直擁有學習的機會。”

蘇珊說完時，班里的人們依舊盯著我，目光真摯而閃亮。

“那你們介意我給你們拍一張照片嗎？”

我雙手合十，用斯瓦希里語說了一句謝謝。他們緊緊盯著我，似乎在努力表示他們言語的真誠，然后，我聽見他們中的一些人說——“阿門。”

那時候，我覺得我來到非洲的一切決定都是對的。

何去何從

隔壁住了一個在聯合國工作的德國姑娘。有一天下午我們回到駐地，一起被鎖在了鐵門外，于是便閑聊起難民營的生活來。她提起這里最震驚她的地方是，很多難民已經在這座難民營里過了二十幾年的難民生活，也種下了深深的習慣。作為在聯合國兩個部門工作過的人，她跟我抱怨起來，聯合國的官僚系統拖慢了太多過程，難民們都已經完全習慣難民狀態的生活，在這里繁衍生息，有了一出生就繼承了難民身份的孩子，說明這一切實在是拖了太久了。最后，她嘆一口氣，感慨著：按照如今聯合國幫助他們重新安置的速度，他們什么時候能走呢。

這大約是人們在談起難民時，最難解答的問題。

他們何時離去、去向哪里。

重新安置是指難民們在別的國家找到位置，順利移民。對于卡庫馬的難民來說，他們被重新安置時所前往的地方，主要是美國和澳大利亞。

我和瓦斯科也談起過這個問題。他每天在SAVIC上班，幾年里努力為難民營的人建起各種各樣新的項目，和鄰居、警察、軍隊、政府都混得很熟，看起來幾乎是要永遠生活在這里了。我問他，你也在準備申請重新安置嗎？他說，他早已進入重新安置的過程中，已經兩年多了。他在兩年前提出申請，有過了第一次面試，如今還在等第二次、第三次面試的消息。我問，那你未來兩年里能離開這里嗎？他嘿地笑了一聲，搖搖頭。

“聯合國難民署在處理每個人的案子。太多事情了。”他這么說。

難民和聯合國之間的關系也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他們感激著聯合國對他們生活中一切細節的處理和把控，感激他們追蹤每個獲得重新定居資格、前往新國度的難民，以確保難民在離開難民營后獲得應有的權利。可同時，在這無限拖長了的時間里，他們又漸漸習慣于這無休無止的等待，和一個幾乎永不會完結的夢。

每天騎摩托車接送我的茲班戈，大約就是生活在這個夢里的典型。“如果幸運的話，我明年就能去美國啦。”茲班戈幾乎每天都會對我重復這句話，“你再給我講講吧，紐約是什么樣子的。”于是，我每天坐在摩托車后座上給他形容紐約的生活，而他似乎永遠也聽不夠。然而，瓦斯科卻搖搖頭說，太多人都覺得自己馬上就能離開這里，每天都重復著一樣的話，但這些夢都已經拖得太久了。

一場重新安置，往往需要5至7年的時間。我在這里也遇見過一個已經拿到機票，年底就要飛往美國定居的難民姑娘。她告訴我，她從2009年就開始提交申請、接受面試。如今終于拿到實實在在的機票——她等了整整七年。

加快這個過程的方式其實也有很多。如果在國外有資助人，或是愿意跟負責重新安置的官員打打招呼，付點錢，難民也可以在2年之內拿到機票。但大多數人都是匆匆忙忙逃離國家，沒有親人、沒有贊助人、更沒有錢。他們要走的路有兩條：等待，或是撒謊。

瓦斯科有一次跟我提起，卡庫馬難民營里有一個同性戀社區，是聯合國為保護同性戀難民不受歧視、不受傷害而建起的，不允許任何其他人進入的區域。很多因為國家對同性戀者的迫害而逃到這里的人，聯合國都對他們給予特殊保護，還優先考慮為他們尋找重新安置的機會。

我當時說，這很有道理。但瓦斯科卻搖搖頭：這也成了捷徑。很多人在故鄉過于貧困，沒有出路，就裝作同性戀逃來卡庫馬難民營，以得到被提前定居的特權，早日前往美國或澳大利亞，在那邊打工，補貼還在故鄉的戰亂中掙扎的家人。這群人忍受著歧視，每天都對身邊的人重復說同一件事，以增加身份的可信度，然后扮演這個角色，直到遠遠離開。

提起這件事時，辦公室里就有一個住在同性戀區的姑娘。所以，我們陷入了沉默。

那天下午，空氣最燥熱的時候，瓦斯科在辦公室里放起了音樂，幾乎所有人都圍了過來。瓦斯科告訴我，剛果人最自豪于他們的音樂天賦，這是一首剛果人作的歌，唱歌的是上百個已經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定居的剛果人。他們吹奏著家鄉的樂曲，敲著熟悉的鼓點，在異國他鄉連接起仍然留在難民營的兄弟姐妹。

“這三個五歲的孩子，他們到美國三個月啦。”

“這個男人是我爺爺！這是他在澳大利亞的第二年。”

“這個人也在澳大利亞，他生活得很好，剛給我寄了一部手機。”

圍過來的人爭先恐后地指著視頻里出現的熟悉臉孔，給我講他們的故事。

五個人站在瓦斯科小小的三星平板電腦旁，循環播放這首歌、這個視頻，看了整整一個小時，指著屏幕上每個熟悉的人哈哈大笑，直到汗水浸透衣衫。

“瓦斯科。”那天傍晚，離開辦公室時，我問他，“你什么時候能重新定居？”

“我還在等消息。在等待的時候，他們什么也不會告訴你的。”

“你已經等了兩年……”

“我相信聯合國難民署，他們是在處理每個人的事情，為我們找尋出路。他們有每個人的紀錄，不會忘記我，總會給我消息的。但我也知道這里面的官僚過程，所以我沒辦法去催他們，我只能等。”

“我真的希望你能早一點得到消息。”

“周日去教堂的時候，請你為我祈禱吧。”

看不到盡頭的等待，大概是作為難民最無力的感受。所以他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請為我祈禱。”

就像當你在卡庫馬的沙漠中行走時，你無法看到這沙漠的盡頭，你只能祈禱。

難民營之外的悲哀

我在這里十天，從沒有一個難民伸手跟我要過任何東西。我在吃飯時付著和所有難民一樣的價錢，而當我掏出手機錢包時，我也有了足夠的安全感，可以大搖大擺走在街上。難民營之內，有能力的人們運營著自己的小生意，沒能力的人們坐在街邊排隊領食物。而跟外來的人要錢——他們并沒有這個習慣。畢竟在自己曾經的國家，他們都是帶著尊嚴生活的體面人。

跟我要錢的，都是圖爾卡納部落的本地人。圖爾卡納人在三百多年前沿著尼羅河遷入這里，還保持著非洲最原始的模樣，女性在脖子上圍著厚厚的珠串，手里握著磨得溜光的木桿，趕著一群瘦瘦的山羊，赤腳行走在干裂的土地上。我時常看見她們頭上頂著樹枝排成一排前進，或是在馬路邊昏黃的河水里洗澡洗衣。

瓦斯科告訴我，非洲各地難民已經來到圖爾卡納二十六年，可圖爾卡納的當地人依然堅守著他們的部落傳統，住在木條和粗布卷成的庇護所里，無法耕作、又不肯上學。所以，我每天看到的那些頭頂樹枝的圖爾卡納人，都是在去給難民修籬笆的路上。她們需要為難民干活，從他們手里要一些錢去買每日的糧食。

聯合國難民署在把難民安置在圖爾卡納的土地上時，盡了最大能力去保護這些當地人的利益，保證圖爾卡納部落人對當地的植物掌有絕對的所有權，難民想要砍樹都需要從本地人手里買樹枝。聯合國又為本地人建立了學校，并要求難民，不能對進出難民營的當地人收取任何費用。

可是，瓦斯科跟我說，給圖爾卡納部落的人建學校、讓他們上學幾乎就像趕羊一樣，你需要不停在他們身后推搡著逼他們送孩子去學校。推急了，他們還會說你不尊重他們的文化傳統。他們曾經可以依靠沙漠里的水果和自己飼養的羊生活，而如今，他們只剩下為難民工作這一條路可走。于是，圖爾卡納當地人是比難民生活更困難的種族，所以他們會跟任何看起來富有的人要錢。

這大約是他們最悲哀的地方。因為難民的進入，這片區域有了汽車、摩托車、加油站，還拉了電纜，搭了電線。他們的部落就在公路旁邊，每天來來往往的車與人，給這片始終在自生自滅中輪回的沙漠帶來了前進的推動力。可他們并不愿意前進，他們只想守著一米粗布、三五只羊、幾個孩子，靜靜地在這里生存。

可圖爾卡納人又是極端固執的民族。二十世紀英國軍隊進入這片土地時，圖爾卡納人被屠殺傷亡慘重，可他們始終用血和骨頑強抵抗英國的入侵和統治，直到民族幾乎消亡。于是，難民們進入他們的土地時，他們也選擇對周圍發生的一切不聞不問，依舊赤腳行走在紅色的沙漠上，披著風沙，枕著大地，似乎這些拔地而起的新事物從一開始就完全與他們的生命剝離開來。

而如今，在這個已經飛速發展、日新月異的時空里，他們只剩下兩條路可以走：有朝一日，他們接受一種全新的生活，被周遭的一切逼迫著發展起來。或者是，他們坐在星空下，等待這個民族逐漸消亡。

最后，一點關于艱苦和高尚的碎碎念

星期日早上，瓦斯科和茲班戈一起騎摩托車來接我去基督教堂。卡庫馬各處建了幾十座教堂，每座教堂都屬于一個社區。這里的人們捐出樹枝、土磚，湊錢買了鐵皮，用這些材料堆出一座土房子，在外墻涂上漂亮的顏色，甚至讓小孩子畫上耶穌、天使和十字架，就成了一座教堂。這一天，瓦斯科系上了我送給他的那條領帶，跟所有男人一起穿著襯衫，還噴了古龍水。教堂里的女人也穿著最鮮艷的顏色，把孩子打扮得干干凈凈。他們每周日禮拜時都會這么做。

我走進教堂時，臺上的人正吟唱著斯瓦希里語的頌歌禱告，像是流行歌曲一樣，旋律很吸引人，又富有節奏感。瓦斯科時不時湊在我耳邊翻譯個大概：他們在贊頌耶穌、他們在為女性唱歌、他們在請上帝保佑孩子們。

和平滑優美的頌歌曲調不同，非洲的禱告方式帶著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爆發力，雄渾似吶喊，讓人忍不住渾身震顫。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可我能感受到他們顫動的喉嚨里發出的聲音時而充滿痛苦、時而展露希望、時而平和安寧。

在這里，我渾身都充盈了那種我一直在尋找的力量——所謂絕境之中，人類所具有的希望。

有人曾經用“高尚”來形容我的旅途，并且總在描述我在難民營的生活有多么多么艱苦，以此來襯托我不畏犧牲勇于奉獻如雷鋒般的偉大精神。我其實是有點排斥的。圖爾卡納人誕生在這片土地上，難民們被放逐到這片土地上，幾十萬人在這茫茫沙漠中生活，而我來到這里，只是為了我微不足道的小小情懷而已。

我想告訴世界他們在媒體之外真正的樣子，也想盡己所能讓他們的條件有所改善。而僅僅是因為我生而幸運，有資格、有資本選擇我所想要體驗的生活，我就可以在這同樣生活于此的幾十萬人里被挑選出來，被贊譽為“高尚”——對此，我一直感到不安。

圖爾卡納人深愛他們的土地，難民們即使都擠破了頭也想離開，也認真感激著這片土地上他們的相遇。我也享受著難民營的一切生活，和我為他們提供的一切。我只覺得快樂。

所以我并不覺得我的行為有任何高尚之處。唯一值得大家借鑒的，大概就是我走到哪里都抱著這種想要對一切人和事物敞開雙臂去擁抱一切的態度。所以，在旅途中，我永遠不會是個過客。我珍惜并體悟著一切悲傷歡樂，一切絕望希望，把它們揉進我的骨血里，成為塑造我的一部分。

沒有什么艱苦不艱苦，都是生活而已。我選擇來體驗它，我就是這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圖爾卡納這片大沙漠的土地上，昏黃的風沙之中，部落人如此生活著，難民們如此生活著，我也如此生活著。

有悲傷、有歡樂、有絕望、有希望。

我和瓦斯科離開教堂的時候，瓦斯科說：“我真的很喜歡你來到我們當中時的態度，所以我帶你來教堂。你是個聰明人，你知道人和人沒有什么不同。”

并無所謂艱苦，更無所謂高尚無辜低賤可憐，都是生活而已。

而我也深愛著我所選擇的生活。

（本文原發于微信公眾號“小弛”，為系列文章首篇。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