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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觀察者網的采訪。首先，關于蘇聯解體的解釋模式。從那一刻起，人們就在分析這一重大歷史性事件，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新的解讀。站在30年這個時間點，再看這些不同的解釋范式時，有什么新認識？對哪種解釋框架的感觸更深？

張昕：關于解釋框架，就我自己有限的閱讀來看，蘇聯解體30年跟20年或10年相比，沒什么太大變化，至少沒有看到一個系統性的全新理論解釋框架出來。當然隨著歷史的變遷，我們對“蘇聯解體”這一事件的理解更加豐富了，這是毫無疑問的。

就我的理解，這種豐富性包括幾個層面，其中特別明顯的就是把“蘇聯解體”作為一個長周期的過程來看待，不僅僅關注蘇聯解體的1991年12月的這個時間點，在中國、俄羅斯、前蘇聯地區以及歐美學界都有這樣的趨勢。

具體做法，歷史學界可能做得比較多一些，把從蘇聯晚期到以聯盟國家解體為最終結果的過程看成一個社會矛盾、經濟矛盾逐漸累積的過程，最后導致“聯盟國家崩潰”意義上“蘇聯解體”的最終爆發。

比如，這個過程可以分成幾個階段，戈爾巴喬夫改革往往被視為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80年代后半段以東歐國家脫離蘇聯這一“準帝國”或“類帝國”體系為標志的，在此意義上1989年和1991年是兩個有關聯、但又可以區分的過程，即東歐國家逐漸擺脫原來蘇聯準帝國體系的控制、包括兩德統一以及地緣政治意義上的“冷戰”的實質性結束，其實早于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

第三個階段，則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聯這一聯盟國家的解體。

這幾個階段是相互關聯、但又相對獨立的過程。

近期還有一類研究則把眼光從高層政治精英的視角，轉移到微觀的社會層面，或者說引入了社會史、物質史的研究視角。這可能是最近20年關于蘇聯解體、蘇聯史、東歐地區領域比較活躍的，尤其是在歐美學界，這也為理解蘇聯解體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維度。

研究聚焦的不僅僅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里根、科爾、納扎爾巴耶夫如何，不再只聚焦于少數的國家領導人或最頂層的政治精英，還有底層社會大眾、中下層的官僚干部群體等等，尤其是后者作為蘇聯政治體系中的中段和末梢，在整個解體過程中的認知改變和行為變化，這些更微小、但數量更多的個體行為加總起來，對最后狹義上的“蘇聯解體”構成了很重要的參與力量。

還有一些新的研究倒是和“30年”這個時間點直接相關。一方面，30年已經足以構成“中期”的時間維度，讓當年轉型前很多對于轉型結果的預期、猜測和政策期待有了一個中期考察的可能，一場巨大的社會實驗到了可以部分看到現實結果檢驗的時候了。

另一方面，通常而言30年也是一個事件可以進入傳統歷史研究的節點，從而蘇東地區一部分夾在歷史和時政熱點之間的議題可以合理地進入史學研究的范疇。與之相關的另一個“30年”的意義在于很多國家檔案的保密期是30年，所以最近幾年，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一批檔案逐步解密、公開，為我們了解蘇聯解體以及整個蘇東變遷提供了很多新的歷史細節。

比如，地緣政治層面的蘇聯與美國、蘇聯與歐洲國家及北約之間的關系，具體到80年代末討論蘇聯要不要撤軍、怎么處理兩德問題的背景下，當時美歐或北約到底有沒有對蘇聯及后來的俄羅斯做出過北約不再東擴的承諾等等。

最近三四年，學者、研究人員對這批新材料有了比較系統的利用，在多個領域（歷史學、政治學、國際關系等）都出現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有很多對當下的政治現實也有重要意義。

除此之外，與前面提到的長時段、分階段類似的另一個做法，是將蘇聯制度、蘇聯體制按照政策維度加以細分，從政策空間、制度空間的角度來重新復雜化對蘇聯解體的認識。

比如，我們經常把蘇聯解體跟1991年末的聯盟國家解體事件等同起來，但實際上從制度變遷、政策變化來看，這個過程至少覆蓋“蘇聯體制”以下幾個基本維度。一是社會主義革命理念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二是蘇共的制度安排，包括一整套組織理念跟實際操作，三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制，四是跟狹義的“蘇聯解體”最直接相關的，即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的聯邦制國家，最后形成以經濟上的經互會、軍事上的華沙條約為組織軸心的地理空間，即一個超越蘇聯邊界的類帝國或者準帝國。所以，如果按制度或政策空間為劃分維度的話，蘇聯解體其實包括這五個層面的系統性、大規模變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五個層面的變化不見得必須完全同步。戈爾巴喬夫改革其實就是想保留其中的一部分，有限度地改革另一部分，其出發點并不是希望這多個層面同時發生革命式的變化。所以，怎么理解蘇聯體制這五個層面之間的關系、以及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發生變化的多重可能性，30年這個時間點也打開了新的視角。

實際上，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實踐嘗試來看，這五個層面之間的關系是存在多種可能的。近期，關于蘇東轉型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個亮點就是展示了蘇東地區曾經有過自己的“全球化”體系（尤其是相對于我們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1991年之后的所謂“全球化”）、以及80年代該地區的改革其實討論、嘗試過好多不同方案，雖然從事后結果來看，我們觀察到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兩種。

當我們把“蘇聯體制”的多個維度打開之后，對于理解蘇聯解體、蘇東轉型的性質以及蘇東轉型過程如何塑造該地區最近20年的一系列新變化，都提供了重要線索。

觀察者網：聽了您這段闡述后，我意識到之前給您的采訪提綱中有一個族裔問題恐怕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很多時候在理解蘇聯解體時，認為一個多民族邦聯制國家的崩潰是不是因為國家共同體的建設出了問題，事實上幾個制度層面的改革問題聯動之后，其實不簡單的是共同體建設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當它開始改革之時，很多要素的聯動性就可能超出控制范圍了。再加上后來這些加盟國內部的一些變動，使得整套體制發生問題。

張昕：有可能。其實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蘇聯改革者恰恰是希望動別的，但不要動多民族聯盟國家這個框架。比如說，可以在意識形態上做些調整、引入一些自由主義的元素，地緣政治上可以跟西方搞緩和，從東歐撤軍、允許德國統一，基本放棄對東歐衛星國的控制等，經濟上可以搞一點資本主義的東西，諸如此類的變革都可以。但一開始不僅是戈爾巴喬夫、還包括那個年代的改革者都沒有把多民族聯盟國家作為改革對象，或者說當時覺得這個層面根本不會動，也希望借由其他層面的改革來維護這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