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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并不影響個人宣傳，伊朗人非常尊崇“國際化”，因此，無論是不是正兒八經的學生，米蘭音樂學院都是很好的賣點，遠在伊朗的粉絲們是不可能仔細考證愛豆學校的真假問題。但最初單一的“女高音”人設并沒能給她圈粉。這兩年她開始變換人設，主推“庫爾德女歌手”。庫爾德民族橫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四個國家，且民族熱情極高。這樣一來，庫爾德標簽讓她大大擴展了粉絲群體。

第二，家鄉霍拉桑也是人設之一。霍拉桑可以看作是伊朗文化肥沃土地之一，這里孕育了包括海亞姆在內的諸多波斯詩人藝術家。這一標簽便是弘揚霍拉桑文化。

第三，伊朗民間樂器都塔爾演奏員。這種兩根弦的長頸流特琴是伊朗東北部民間樂器，有一定的演奏群體。

第四，性別賣點。在伊朗，男藝人演出范圍很寬泛，而女藝人處境很艱難，演出層層審核且有諸多限制條件。因此，她的標簽可以是庫爾德民族，可以是霍拉桑，可以是女藝人，可以是都塔爾演奏者。

如此便是多方位吸粉。她的照片也多身著庫爾德民族服裝。其實在筆者看來，“霍拉桑”和“庫爾德”這兩者實際是矛盾的，一個代表了波斯文化，一個是庫爾德民族，兩個不同的民族。但這也無可厚非，以演出為生的藝人，圈粉賣票是最重要的。

而此次疫情，她也借助龐大的粉絲群體，向教學轉型，開設了線上都塔爾工作坊（就是小組課），且于2021年新年前后回到伊朗進行面授。伊朗雖然官方有隔離政策，但民眾實際執行起來十分松散，如此這般幾十人彈唱工作坊依然如期舉行。

女藝人的都塔爾工作坊（作者供圖）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不演唱的人戴口罩，輪到誰演唱，誰摘口罩。這樣一來，病毒還不是一傳十，十傳百。疫情已經過去將近一年，伊朗人早已抗疫疲勞。我的伊朗朋友幾乎人人感染過新冠，有些輕癥，有些九死一生。原本我還時常擔驚受怕，如今也“驚嚇疲勞”。“都是真主的意愿”。對于伊朗人來說，比疫情更可怕的還是生存。

在制裁和疫情極端影響下，聰明人似乎也能做點事。尤其是有點咖位的人，他們總能在絕望中尋找出路。伊朗南部波斯灣有一座風光旖旎的島嶼，叫做基什島。基什類似中國的海南島，有相對完備的旅游設施，而且還是個自由貿易區。我的朋友風笛手那瓦，憑借南部音樂之王的優勢，在這一年與基什島旅游文化部門合作，出版了基什島音樂書籍和配套CD。全伊朗已暫停音樂會一整年，而他能在2020年夏天于基什舉辦露天音樂會。這是疫情后全伊朗第一場音樂會。

那瓦沒有親自下海教學，這與他的咖位不符。但在他的力挺下，女兒法特麥開始進行風笛的線上和線下教學，并且做的風生水起。唯一的失誤是，風笛是吹奏樂器，無法戴口罩演奏。在一次線下的教學中，法特麥被學生傳染上了新冠，隨后一家人都感染了。“我們開始咳嗽，嗅覺和味覺都喪失了，這不是大事。但是現在政府不許我們舉辦音樂會，沒法賺錢。這太糟糕了。有沒有什么不受制于疫情又可以穩定賺錢的行業呢？”

那瓦進行了電子風笛的研發，并創立了自己的品牌，上周剛舉行了產品發布會，得到伊朗多家主流媒體報道。這其實是一件沒有羊皮氣囊的電子管，外接音箱擴聲。這件樂器的科技性實際并不強，跟小孩玩的按鍵發聲的電子玩具一個原理。做電子管這個念頭，那瓦醞釀了好多年，今年疫情促使這一想法落地。2018年初他曾經向我咨詢在中國生產電子管的可能性。“他這沒戲，我們這批量生產至少一萬件開模”。浙江一個工廠老板對我說。可那瓦并沒有放棄，他轉頭在伊朗進行研發生產。

在伊朗，不少音樂人都注冊了自己的樂器品牌。比如那瓦的朋友打擊樂手那斯利，他有自己的箱鼓品牌。那斯利一邊演出擴展知名度，一面開設相應教學機構，一邊銷售自己的品牌樂器。

但是，那瓦的風笛則不能完全效仿該模式。伊朗風笛由純手工制作，一張羊皮外加一根蘆葦管，價錢約在100刀左右。這種樂器，就算做品牌批量生產也沒有太多盈利空間，要知道一張完整的羊皮就不便宜。二來，搶了風笛制作藝人的飯碗，都是鄉里鄉親，落得壞名聲。

傳統伊朗風笛

那瓦的電子風笛管（作者供圖）

但是，做電子管避免了這些問題。首先電子管自帶高級感，十分吻合伊朗人追求的“International“。歐洲的風笛很早就進行了電子管的研發，一方面作為日常手指訓練，另一方面可配合電聲樂隊。銷售電子管盈利空間大，開模以后，批量生產成本很低。

那瓦給他的電子管定價1800萬里亞爾（約合90刀左右，基本等同于傳統風笛）。粗略算下，銷售一千個，就有約幾十萬人民幣的盈利。且電子管與傳統風笛不沖突，屬于另辟蹊徑。起碼從表面看，沒有搶傳統手藝人的飯碗。

同時，這也是一個契機和窗口，注冊電子管品牌后可以繼續研發其他管樂器，無論傳統與現代，都是順水推舟的事。就算今后摒棄羊皮風笛，用人造材料代替，回歸制作傳統風笛，也將不會受到民眾道德譴責。疫情反而帶來了商機。

那瓦唯一要做的，就是推廣電子風笛，擴大整個風笛愛好者的基數。事實上，這些年他也一直在做，并且非常成功。布什爾的民眾告訴我，二十年前，伊朗風笛遠不像今天這么流行，是那瓦帶紅了這件樂器。的確如此，我在新格羅夫音樂詞典上，幾乎查不到伊朗風笛的信息。其實那瓦原本也只是個走街串巷的民間藝人，但是二十多年間，他從未停歇。緊緊抓住Traditional和International，出專輯，采風，申請音樂會，參加音樂節。對此，布什爾其他音樂人嫉妒中帶著嘲諷“he all time searches music festival, all time!”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那瓦的配套宣傳做的很到位。無論國外大小音樂節，都會找到伊朗國內媒體報道。伊朗人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很強，那瓦便緊緊咬住“世界風笛文化之根”這個點：“蘇格蘭高地風笛，愛爾蘭尤令風笛，西班牙加西亞風笛，都起源于我們伊朗風笛！伊朗南部出土的公元前8世紀的銀器上便有吹風笛人像”。

歷史淵源是真是假姑且不論，但這極大地契合了經濟低迷情境下的伊朗人民族主義自豪感。國內的媒體爭相報道，年輕人也紛紛效仿。

但是能成為那瓦的，只有一個。不在于他風笛吹的有多好。

他的人生沒有邊界感，絕對不活在條條框框中。疫情和制裁都無法阻止他，一連串操作環環相扣。覺得對的事就去做，喜歡的事就去做，道德從來不是他care的東西，也不過多考慮未來。他要的不只是活在當下，而是贏在當下。

拜登會如何？本國政府又如何？不如管好自己眼下，兵來將擋。那些懸而未知的揣測，對他而言都是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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