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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香港《明報》報道，港大中文學院有接近一半的課程將由普通話授課，該校學生會的一名學生為此向校方抗議。她認為，粵語授課課程近年來越來越少，擔心粵語課程滅絕，影響本地學生學習成果。

此外，本月初，該同學還投訴過另外一門課“古代文學評論”，理由是該課教授下發的教學大綱以簡體字印刷。她在Facebook“憤而發聲”，稱已經有人寫投訴信抗議這位前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自己也截圖存證。

面對學生的投訴抗議，校方的解釋很誠懇，雖然有點傷一些香港人的“自尊心”：中文學缺乏本港人才，聘請本地講師有困難。直白一些：港大是一個追求學術水平的高等學府，不是不想聘香港人，首先……得有達到聘用要求的香港本土學者。

那些敵視普通話的香港人

雖然許多香港人并沒有語言歧視，但不得不承認，像Lai同學這樣，對普通話極端抵觸的人在香港也絕非個例。在我不算長的在港讀書生活中，就遇到過不止一個。

先講一個同班同學的事情。

去年，某課程教授要求每個人就自己本學期的期末論文做課題報告，10分鐘演講，20分鐘全班互動。不僅教授會給出指導意見，班里每個同學都會參與，盡可能指出每篇論文框架的不足、提供更多思路、避免常識性錯誤。

由于該課程設置為普通話授課，且班中只有不到10人能聽懂粵語，考慮到交流通暢，教授建議演講使用普通話或英語。全班幾乎所有人都遵守規則，唯獨三四位香港學生堅持使用粵語。由于大家聽不懂，課題報告后20分鐘的提問環節，沉默就成了唯一的主題。

在這幾位粵語演講者的PPT中，我發現了不少關于內地社會的常識性錯誤。然而，也許是考慮到彼此的“語言障礙”，也許是大部分人因為聽不懂，索性不再理會他們的演講、去做別的事情了，并沒有人指出這些問題。那些讓人啼笑皆非的低級錯誤，或許終將出現在他們的期末論文中。

我好奇地詢問相熟的香港妹子：“我記得他們的普通話很不錯，為什么堅持用粵語？或者他們用英文也好啊。”

這位立場溫和的妹子有點無奈：“也許他們是不滿普通話‘霸占’了香港大學的課堂吧。”

這不是我第一次直面“香港本土派”的傲慢。由于不會說粵語，我到香港中文大學的第一天就被“鄙視”過。

報道那天，在康本國際學術園門口，一位打扮十分“新潮”的小哥把我攔下問路。盡管對方說了一通粵語我壓根沒聽懂，但看到他手中拿著新生入學須知，我猜他是在找位于康本大樓內的研究生院辦公室，于是，我用普通話回答：“不好意思我不懂粵語，不過，你是不是想去研究生院辦公室？坐電梯去七樓就好了。”誰成想，小哥暴跳如雷，轉用普通話罵道：“聽不懂粵語你來香港干什么？滾回‘大陸’去啊。”

當時我的表情是這樣的

再后來，“唔該”依舊是唯一一句我會的粵語，但很少會被極端人士們刁難了。因為我掌握了獲得香港極端人士尊重的“獨門秘籍”：講好英語。

當有人對你說粵語的時候，一定要先用英文矜持地回答：Pardon？或者是Can you speak English？如果對方聽不懂，你再一臉遷就：那你會說普通話嗎？

請注意順序，一定要先說英語，再“勉為其難”改成普通話。否則，你將有一定幾率受到“本土派蔑視”的一萬點穿刺攻擊。

香港本土派的“語言階級”理論

后來，我多少能夠理解一部分香港人對于粵語的執著。因為在那些極端人士眼里，語言不僅僅是用來交流的工具，更是“階級”的象征。西方世界的“英語”最高貴，粵語其次，而普通話最不上檔次。有一個香港白領曾對我叫囂：“普通話是次等語言”。

去年中秋，和留港工作的學姐相約酒吧，同行的還有學姐的一位港籍同事。席間，學姐接到上海家中打來的電話，吳儂軟語溫柔好聽。電話掛斷，港籍同事忽然開始感慨：“你們滬語要沒落了，不如我們粵語。你看，就算是在上海，除了你們本地人，誰還說上海話？移民到上海的人會說上海話嗎？你們連學校都用普通話上課而不用上海話。你們就是在被強制說普通話。不會說普通話是不是工作都找不到？你看我們，一輩子不會說普通話，講好粵語就可以。”

學姐并不認同：“普通話是國家標準語言，上海話是我的家鄉方言。說好方言是我愛家鄉，但是不妨礙我學好標準語言。如果每個地方的人只會講家鄉話，全中國的人還怎么互相交流？”

對方一臉不屑：“憑什么普通話是標準語言？就因為說的人多？說的人多不代表大勢所趨。你看國外那些唐人街里的華人，都是說粵語的。”

我接過話頭：“沒錯，我覺著你說得對，說的人多就是標準語言了？扯淡嘛。要以西方的標準來看這個事情。看看聯合國這類的國際組織，它們認定的‘中文’是普通話還是粵語？美國、英國的大學、高中開設中文課程，教的是普通話還是粵語？西方國家認可的中文語言，才是標準語言！對不對？”

那人畢竟是一個懷念港英的“本土派”香港人，自然不好否定永遠正確的“西方標準”，于是，他開始就語言的“優越性”大發評論：“內地政府強制推行的結果而已。普通話只剩四聲，粵語還保存著九聲，就算用強權讓別人講普通話，也沒法掩蓋普通話從發聲上就是一種次等語言的事實。”

我再次點頭表示認同：“越古老的越優越，應該復古！最好追溯到上古漢語。雖然上古漢語沒有聲調不好學，但是閩語還是有幾種接近上古漢語的發音方式。或者上古漢語太難考究，咱們退而求其次，中古漢語吧。客家話怎么樣？聽著有七八分像唐宋標準音。要不就全國統一，必須說閩南語好了，雖然和古代漢語有差別，但畢竟人家七聲八調，也更古一些。”

幸或不幸，這位同事拂袖而去，我沒辦法了解更多香港“本土派”們對于“語言階級”的想法。如果還有機會再見，我挺想給他看看這個新聞：英國在9月7日宣布，將撥款1000萬英鎊，到2020年讓5000多名公立學校學生達到普通話流利水平。

不過，就算“語言階級”理論失去力量，這些極端人士也有其他方法實現“高人一等”的夢想，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墻”上，為蠱惑更多人參加“占中”，“民主斗士”們貼出這樣的口號：

“要民主，要普選！爭當選民，做人上人！”

我還是too young too naive，一直以為民主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平等。從香港“民主人士”“進步青年”發起的雨傘行動中，我終于了解到，“要民主、要普選”的終極目標原來是做“人上人”。

守著小市民的心，做著世界化的夢

香港中文大學的溫和泛民李家翹博士對我說：“其實香港人一直有著世界夢，我們是世界的香港。過去，香港不僅僅是英國的香港；今天，香港也不應該僅僅是中國的香港。北京政府無法接受這一點，是雙方矛盾的一個重要誘因。”

然而，香港無法成為世界的香港，真的是因為北京政府從中作梗嗎？

首先，我們來看看那些內地大城市走向世界之時，對待不同語言的態度是怎樣的。

2008奧運會，2010世博會、亞運會，2016G20，無論是北京、上海、廣州還是杭州，均盡了最大的努力減少語言造成的障礙。一方面積極鼓勵市民學習外語，另一方面為講外語的到訪者們盡可能提供幫助，如布置講外語的警務人員、服務人員等。這些，是一個想要走向世界的大城市的決心、善意和包容。

試想，若是我們可愛的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杭州人也像一部分極端香港本土派一樣，對著來客叫囂：不會說北京話/上海話/粵語/杭州話的人滾回你們自己的國家，這幾個城市，還有可能成為或將要成為國際大都市嗎？

杭州G20峰會，全球重要經濟體都意識到向中國學習取經的重要性，而香港一部分極端人士，甚至是優秀大學內的年輕人，還以對抗和排斥的心態對待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認定的現代標準漢語，大中華地區最具有普遍性的通用語言。

要做世界化的夢，就先放下小市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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