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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性的利益至上觀念，西方國家更相信世界秩序應建立在能力和硬實力之上。對此，鄭永年教授曾論述道：

“盡管它們也強調軟力量或者思想道德說教，但它們也意識到即使是軟力量，也需要硬實力作為基礎。沒有硬實力作為背景，無論怎么好的軟力量也不是力量。西方各國的世界秩序觀無一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無論是傳統上的帝國體系還是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體系。所不同的是，帝國體系表現出來的是赤裸裸的國家之間的不平等，而近代以來的主權國家體系，可以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掩飾事實上的不平等。”

與西方世界不同，儒家思想強調建立在人類良知之上的政治，也就是孟子所強調的“仁政”。“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政治秩序的基礎是“不忍人之心”的道德，而非基于“霸權”的硬實力。“仁政”講究“推己及人”，其“推廣和宣傳”模式是“吸引”，而非“讓人屈服”。儒家的世界秩序觀是讓“遠者來”，通過對基本道德、良心的堅守，以教化和榜樣的作用產生對別國的吸引力。

在儒家的世界格局觀念中，國與國之間的誠信、謙讓、尊重、憐惜他國人民的財產與生命是重要的準則。這套評判標準，早在2500年前中國的經籍《春秋》中即已確立，如退避三舍的典故，如“發于惻忍之心，不忍一國相食”，如楚莊王敗鄭國而不奪其土。

“以德服人”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曾被歷史證明是可以實現的。唐朝就是一個例子，相較于盛唐時代的幅員遼闊、經濟繁榮，唐朝的軍事實力小得不成比例。朝廷本身的軍隊很少，更多地依賴于少數民族的武裝。

出于儒家的“仁義道德”原則，有著強大經濟、軍事實力的大國應比小國承擔更多的道德責任。《呂氏春秋》的“慎大”一篇認為：“賢主愈大愈懼，愈強愈恐”。趙襄子一日攻下兩座城市，卻面有憂色，概因“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擔憂自己的道德能力趕不上軍事能力。孟子強調“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要求大國的民眾和領導人應提升道德，尊重小國，唯有此道，才能維護大國的長久昌盛。

相比之下，西方社會的“理性”和“利益”觀引導一個社會的人將其他人看作是同自己爭奪既定資源的競爭對手，自己的生活狀況取決于競爭的結果。上升到國家，則是一國將他國視作爭奪資源的對手，而競爭的手段從不排除武力手段。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康有為就堅持認為，西方政治哲學沒有出路，世界的未來還是要回到《公羊春秋》的“三世說”軌道上來。他在1920年春寫的《致徐世昌電》中寫道：

“《春秋》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無夷秋，天下內外，大小為一。內其國者焉，專言國家學者。必專言治國，則以已國為親，而視異國為讎，故日爭奪異國之權，制異國之人民……若私其國者，殺敵愈慘，立功愈高。拿破侖好戰，而死歐民五百萬；今德皇威廉好戰，而死傷天下之人以千萬計，皆由內其國而自私之故。故孟子曰：善戰者，為民賊也。專言治國者其害如此。若夫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則有國際聯盟以求列國之和平矣。而猶有外夷狄者，亦以野蠻小國教化未至，政治未具，則不能一視同仁而欺凌之。歐美人互想提攜而擯斥他種，夷滅菲洲，彼亦自謂內諸夏而外夷狄者也。惟今美總統威爾遜對國際聯盟之議，求世界之和平，今天下國家，無小無大，平等自由，由此真太平之實事，大同之始基矣。”

“天下內外，大小為一”是個世界烏托邦，人類命運共同體，它所期冀的是有著共同的世界理念、不存在霸權的世界格局。基于“良心”的相互體諒，鑄就一個和諧、溝通、協作的世界制度。著名學者費孝通將這種文化概括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而這正是聯合國得以成立、得以存在、得以發展的精神取向。

儒家的“仁愛”哲學觀首先由張彭春先生引入聯合國，由他所開創的事業，仍需要來自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的聯合國官員一代接一代地進行下去。

從這個角度看，潘基文只是一個過渡人物，雖然沒有大的缺陷，卻也沒有大的貢獻。

謹以此文送別第八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先生。

在推行仁政這件事情上，潘基文所做的努力并不多

（由衷感謝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老師對本文的指導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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