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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日偏見術

一些日本右翼學者指責《拉貝日記》“被過度潤色”，經過“拉貝自身的露骨篡改”，甚至攻擊當年留在南京擔任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將流言蜚語當作事實”。[17]

他們只承認和使用作為“加害者”的日本方面的資料，對第三國證人資料則一律斥責為“對中國友好的外國人的偏見”，中、美、英、德記者的現場報道則是“共同的反日宣傳”。他們說當年留在南京的外籍證人拉貝、馬吉、貝茨、費區等都是“親中國的外國人”“一開始就對日軍抱有嚴重的偏見……把日軍稱作‘侵略者’”，并狡辯說， “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是由一些由反日親蔣的美、英、德三國人員控制的”。 [18]

他們對來自受害者方面的資料，統統視作是“中國政府的偏頗宣傳”，提出政治組織的話，不足為信。

徹底檢證術

散布南京大屠殺的證人證據“疑點重重”，需要徹底檢證，這是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又一手法。

1998年，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在日本展轉社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南京大屠殺的徹底檢證》，2000年1月23月，他又以這一題目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進行演講，激起了日本反戰人士的反對。他打著“學術研究”的幌子，以所謂的“歷史檢證”為借口，對南京大屠殺所有的證人證據一概予以否定。他還羅列了一些現象，大言不慚地說“日軍通報的強奸事件有10件左右”，全是“自編自演的強奸劇”[19]等等。

特別是他指責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本人和家庭受害時，例舉8歲女孩（夏淑琴）對馬吉說的話、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在《通向南京之路》書中的話和出席遠東國際法庭作證的許傳音的證詞中間存在模糊之處——夏淑琴的年齡是7歲還是8歲（虛年還是實齡），家中死亡人數是7人還是11人（夏家亡7人，同一院內的哈國梁一家亡4人），從而得出結論是南京大屠殺“疑點重重”。[20]

當80多歲高齡的夏淑琴勇敢地赴東京地方法院作證時，他不敢與夏淑琴見面對質而選擇撤訴，夏淑琴當庭提出反訴，并最終打贏了這場跨國官司。

無獨有偶，日本某企業一個技術人員松村俊夫也在日本公開出版了一本名為《南京大屠殺大疑問》的書籍，公開誣陷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假證人”，李、夏兩位幸存者在日本提起訴訟，他很快敗訴。

他頑固地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說什么“僅僅限于南京之戰并將其定為‘屠殺’，只能讓人想到那是抱有什么意圖？”“所謂南京事件，不過是作為軍隊行動的槍殺二三百人而已”，并且那也是為了排除中國人和中國軍隊的抵抗不得已的行為。[21]

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話術”還有不少，不僅僅局限于上述這些。值得指出的是，在否認日本侵略史和侵華罪行方面，他們也有種種令人發指、卑鄙無恥的“話術”。

例如，“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被說成是對中國的侵略，然而，我（即日本獨協大學教授中村粲）卻要對此提出重大異議。”[22] “盧溝橋事件是偶然發生的事件”“沒有一本教科書說是日本干的”“該事件無疑是中國軍隊發動的”[23]等等。

他們還無恥地說：“日本開戰完全是自存自衛的行為。當時存在著A（美國）B（英國）C（中國）D（荷蘭）包圍圈。日本處境非常艱難。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日本向南方出兵。”[24]

他們還恬不知恥地說：大東亞戰爭“是有色人種和白色人種之間的生存斗爭”，“日本是想解放亞洲”“亞洲各國人當初都對日本人表示感謝”。[25]

談及 “侵略”二字時，他們認為“‘侵略’的定義未定”，“日本沒有侵略（別國）領土的野心，歐美各國才是侵略者”。[26]

其他還有：

“東京審判是盟國強加給戰敗國的‘對人道的犯罪’。”[27]

“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是在東京審判中突然冒出來的”，“所謂南京大屠殺這等事是不可能存在的”。[28]

“慰安婦是商業行為”，“有關慰安婦的話完全不可信”，“是徹頭徹尾的謊言”。[29]

……

總而言之，日本右翼勢力絞盡腦汁，制造出一系列的“話術”，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歷史真相，混淆視聽，洗刷日本那段不光彩的歷史。然而此舉注定是越描越黑，最終必將是徒勞的。

2019年12月3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葛道榮（前排左一）、夏淑琴（前排左二）、艾義英（前排右一）及新確認死難者周萬榮的女兒陶秀華（前排右二）在家祭活動現場。新華社記者 李博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