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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上一篇說了，公元1500年之后，憑借不斷進行的“軍事革命”，歐洲的“浮士德式”民族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像毀滅美洲原住民社會一樣毀滅掉其他大陸的所有非西方社會的能力；從文明的角度看，這就意味著，新生的西方文明在徹底毀滅了美洲的幾大原生文明之后，實際上也已經可以通過軍事手段毀滅掉所有其他非西方文明了。

以這一認知作為思考坐標，可以將近500年來的世界歷史理解為發生了一個大的轉向，西方文明并沒有將其他各大文明毀滅掉，而是轉向了一種“物質武器與精神武器相結合”（湯因比語）的統治方式，事實上成為了全球事務的主導。

這一轉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1913年達到了一個歷史高峰，那一年，僅占世界陸地面積10%的11個西方列強統治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地區，全世界57%的人口生活在這些帝國的殖民地版圖中，全球經濟產出的近4/5由這些帝國所擁有。作為一個文明，它幾乎就要大獲全勝了。其他幾大文明雖然還沒有滅亡，但都被它擠到了角落里，不得不通過向它學習并改造自己來勉強維持生存。

這又意味著，如果不是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這種西方文明自身的內爆，這一文明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所有非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摧毀掉，繼而在全球實現西方文明的一統天下，理論上講是完全有可能的。

歷史見證，面對西方文明獨有的“物質武器與精神武器相結合”這一組合攻擊，在早期階段任何一個非西方文明都沒有招架之術。波蘭裔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在他1904年出版的《諾斯特洛姆》一書中，讓他筆下的舊金山金融家霍爾洛德代表西方殖民主義者們向全世界宣布：

“我們將會在所有的事情上發號施令——工業、貿易、法律、新聞、藝術、政治和宗教；從霍恩角到蘇利斯海灣，甚至超過那里，如果北極有什么值得得到的東西的話。這樣我們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遙遠的島嶼和大陸統統弄到手。我們要管理這世界上的事情，不管它愿意不愿意。世界對此無可奈何。”

距離1913年整整一個世紀之后的今天，形勢完全變了，世界已經不再無可奈何了。由于西方自身的分裂和內亂，不能一致對外，非西方文明中最主要的幾個——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東正教文明，都已經通過向西方文明學習也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物質武器與精神武器相結合”這套本領，在解決了自身生存問題的同時，也都開始逐步實現文明復興了。

那么，是不是說，西方文明從此之后就放棄了徹底征服其他文明的企圖，不再指望一統天下，開始要和其他文明和平共處了呢？

如果當真抱有這個期望，還是對于西方文明的本性不夠了解。

西方文明中的戰爭沖動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是對西方文明做了最深刻剖析的思想家之一，關于美洲幾大原生文明被西方文明一舉毀滅這個歷史事件，他評論說：“浮士德文化的人與所有其他文化的人的不同，也正在于他的無法抑制的向遠方發展的沖動。而且作為最終的手段，將墨西哥文化與秘魯文化扼殺、甚至消滅掉的便是這種沖動——那隨時可供在所有領域中使用的、無可匹敵的沖動?！保∣swald Spengler，1918）

注意，這位思想家說的是“沖動”，沒提理性，更沒說智慧。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1880-1936）

如前所述，西方文明中的“浮士德文化”是作為一種全新的文化面世的，這種文化不僅與古代中國、波斯、印度等東方文化截然對立，與被它拿來當作自己的“古典時代”的古希臘-古羅馬以及古以色列文化也處處相反。

實際上，看不到西方文明與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在根本上的對立，就不能理解當今的西方文明。在“浮士德文化”出現之前，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化中的民族，像傳說中浮士德這個人物的故事一樣，在精神上完成了一個與魔鬼的交易，放棄了心靈上的安寧平靜，走上追求世俗權力的無盡征程。

在斯賓格勒看來，“浮士德的靈魂想要擁有和必須擁有的東西，不可能由任何缺乏時間長度或地理距離的純粹瞬間意義的事件來表達”，“它的意愿是無限的”，所以，這個文化中的人永遠帶著一種沖動——為了自我表達而沖動，為了進行搏斗而沖動，為了其靈魂上對于無限時間和無限空間的渴望而沖動，“它的靈魂消失在未來的遠方”。

要認識到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必須要明白該文明固有的這個深層精神問題——它的沖動是無法遏制的，而且是要在“所有領域中”釋放的，在地球上、在太空中、在藝術上、在觀念上、在知識上、在信息空間……在所有它發現了其中的空間無限性的世界里。

而歷史上西方所發動的無數戰爭歸根結底是這種永恒沖動的表現形式之一，無論是對其他民族的種族滅絕和文明毀滅，還是“浮士德式”民族內部的互相殘殺，其實都不一定出于具體的目的，也不需要是利益計算的結果，往往就是沖動本身。

列寧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也可以說，“浮士德文化”的沖動就是戰爭。

謊言與戰爭的如影隨形

“浮士德文化”的沖動具有動物性，不能自主，在文明人眼中，其外在表現就是十足的野蠻人。野蠻人憑借其在軍事能力上的優勢，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并在推翻了原住民社會的政府之后成為新殖民地的統治者。這就帶來了如何將自己的非法占領解釋為合法統治的問題。

斯賓格勒的論述是這樣的：通過與其他民族的戰爭，通過用殺死動物的武器殺人，西方民族得以孕育成長，并獲得了內心的強大。于是，

“我們有了歷史上唯一重要的遷徙形式——武士游團（warrior bands）橫掃住滿了人的國土，那上面的居民原本過著不被打攪的和高尚（undisturbed and upstanding）的生活，卻成為了勝利者贓物的一個主要部分。然后，由于勝利者是少數，出現了全新的情況，具有強大內心形式的民族在人口眾多但卻沒有內心形式的民族之上散布開來。而民族、語言和種族的進一步轉變則取決于更多的復雜因素。……與所占地區的居民相比，他們人數非常少，只有幾千名武士，但是在一點上他們優越于當地人——他們決心成為一種命運而不是屈服于命運。由于他們占有的不只是可居住的土地，而是已經被居住的土地，因此，兩個民族之間的關系變成了一個地位問題，遷徙變成了戰役，定居的過程變成了一個政治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