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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歷代王朝首都的皇室、勛戚、官宦、軍隊、富商大賈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各色人等形成的龐大消費群體所需要的包括糧食在內的各種物資，必須通過漕運從全國富庶的各地攫取而來，水運是最廉價運輸方式，而運河則是為此服務最好的工具。

與此同時，“漕運自產生之日起，便是一項社會性很強的經濟活動，觸及到社會的許多領域，諸如國家政局的穩定、戰爭的成敗、農業經濟的發展、商業經濟的繁榮、交通運輸的暢達、區域社會的開發、社會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封建社會中期以后，漕運發揮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動能，糧食的運輸僅只是漕運的一種形式，漕運實則已經轉變為統治者手中調節器，對社會進行廣泛的調控，對許多不安定的社會因素和失衡的社會現象，統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運（或漕糧），以達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運還起著一些不屬于封建朝廷控制范圍、客觀上卻十分積極的社會作用，諸如促進商品的流通，刺激商業城市區的繁榮、促進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加強各地經濟文化的交流等。”

由此可見，運河在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里，已不僅僅是一種交通載體，而在客觀上起了加強鞏固和維護統一帝國的作用。因此，運河的修建，并非漢族為中心王朝的專利，也不受傳統交通所謂“南船北馬”理念的影響。北京附近的通惠河，就是女真族定都中都（今北京）時修鑿金口河的延續。著名的京杭大運河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后開創的。

《漕運圖》

隋煬帝穿江南河，為的是加強中原王朝與分離了三個世紀的南方地區的聯系，進一步鞏固新建的統一政權。隋煬帝大業四年開永濟渠至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部），將從全國征集來的兵員、軍械、糧食及有關物資，運送集中于北方重鎮涿郡，是為了征伐高麗的需要，保衛北方的邊陲。南北大運河對隋統一王朝極具建立和鞏固，無疑是起了關鍵的作用。

唐代首都長安地處關中平原，但“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天寶末，安史亂起，州縣多為藩鎮割據，貢賦不入朝廷，中央府庫耗竭，朝廷糧食發生極端的恐慌。貞元初，關中“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貞元二年（786年）久阻的汴河一時暢通，江淮3萬斛米運至陜縣（今縣西南），唐德宗在長安聞知后，對他的太子說：“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汴河的通塞對唐王朝命運攸關的情景，從德宗父子溢于言表的赤裸表現而暴露無遺。唐末黃巢起義平后，全國各地均為軍閥所據，“皆自擅兵賦，......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大約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于是蕩然。”王夫之說：安史亂后，“而唐終不傾者，東南為根本也。”蓋指運河延長了唐朝的生命。唐朝人對運河的社會的功能有不同看法。皮日休《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李敬方《汴河直進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雖然對運河的功過評介不一，但認為對唐王朝的重要性卻是一致的。

汴河

明代永樂年間定都北平后，恢復元代以來京杭大運河，朝廷對其依賴更甚于前代。“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是明代大臣論及漕運問題的奏章里最普遍、常見的用語。劉天和《問水集》卷五《治河功成舉劾疏》：“臣竊惟運河國計所系，凡宗廟軍國之需，營建宴賞之費，與夫四夷薄海之朝貢，京師萬姓之仰給，舉由是以達。”當時燕京“九重之供億，六軍之儲需，咸取急焉。所賴以灌輸者河道也。”每年漕運之京師“歲江南四百萬之糧，以給官軍數十萬之用，上有關于國計，下有系于民生。”此非僅指朝廷而已，而是京師億萬民眾生活所需皆仰給出于運河。所謂“京師之地，素稱瘠土，衣食百貨仰給東南，漕河既廢，商賈不通，畿旬之民，坐受其困。”大運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間唯一交通運輸線，幾乎所有中國所產的各種物品都通過大運河輸送至京師。可見大運河是明代京師賴以生存的生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