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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張雙兵覺得討回公道不是件難事。

“在我看來，日本侵略中國是毋庸置疑的既成事實，受害者健在，傷痕猶在，就差日本政府給個交代。”他說服侯冬娥等人站出來，將材料整理成申訴狀——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并索賠10萬美元，遞交給日本駐華大使館。

等了一年，日本一直沒反應，張雙兵和老人們決定發起跨國訴訟。

通過童增牽線，他認識了以大森典子律師為首的日本律師團，后者是專門為二戰中遭到日軍侵害的中國受害者打官司的志愿者團隊。1993年10月，兩人在北京見了面，張雙兵才知道，大森典子是日本共產黨員，律師團里不少人都是日本共產黨。

大森典子言之鑿鑿地告訴他，現在的日本政府不是軍國主義政府了，一定會向中國受害者道歉賠償。

張雙兵信心大增，他代表受害老人簽了代理協議。回憶到此處，張雙兵略微尷尬地說：“最初，我和老人們對此都很擰巴——狀告日本政府，是否該接受日本人的幫助？我很為難，但假如沒有日本律師團的資助......”

我對張雙兵說：“我想，比起國籍，我們更應該稱呼這些日本友人為‘同志’。”

“是的。我后來也想明白了，因為一路上，不僅有日本人，還有韓國人美國人都在幫助我們。”張雙兵感慨不已。

1998年，張雙兵指引韓國記者探訪進奎慰安所作者供圖

1995年8月，張雙兵帶著李秀梅、劉面換、陳林桃、周喜香四位老人正式起訴日本政府。第二年7月9日，張雙兵帶著劉面換和李秀梅，去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站上了103號法庭。

“在日本期間，很多人為我們提供了幫助。日本共產黨的律師團，還有以石田米子為代表的老師群體，他們邀請我們到中小學和大學做報告，控訴日軍的暴行。很多年輕人在會后鞠躬或下跪，代他們的祖輩向我們致歉。”他們去了東京、橫濱、大阪，一路做報告，控訴日軍的累累罪行。

此前，張雙兵參與在日本法院的訴訟其間一個插曲令張雙兵永生難忘：在東京一家酒店，張雙兵和兩位老太太剛剛住下，一名日本老人帶著一個中學生敲門進來。“他和那孩子撲通一聲跪了下來。他名叫湯淺謙，會說中文，曾是日軍侵華期間駐守在山西的軍醫。他認識到自己犯下的罪行，帶著孫輩來懇求老太太們的諒解。”

這令張雙兵一行五味雜陳，同時，日本右翼分子的舉動也讓他們憤恨。“我們到各個會場做報告的時候，日本右翼勢力在路上罵我們，說中國人在胡說。去訴訟路上也會遭到右翼威脅和示威。其實他們最清楚自己的祖先做了什么，但他們就是矢口否認。”

此后很多年，張雙兵幾乎年年帶著老人去日本討說法，從地方法院到中級法院，再到高級法院，卻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打擊。

2005年，東京高等法院不僅駁回了郭喜翠等人的上訴，甚至支持了日本政府提出的“請求權放棄論”的主張——該判決認為，1952年日本政府與臺灣中華民國締結了《日華條約》，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正位政府”，與日本締結的條約是有效的，關于戰爭賠償問題是適用于國家間而不是部分區域的，因此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中國全境都可以適用《日華條約》。

張雙兵一行一萬個不服，接著上訴。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終審判決：承認歷史事實，但不予賠償。一是訴訟時效已經過期，二是日本法律規定個人不能起訴政府。

這次終審，日本最高法院僅花了一分鐘。

“1992年到2007年，15年的官司，九審九判，日本政府沒有一個字表示歉意，更沒有給一分錢補償和安慰。”摸著判決書，張雙兵不知道回國該怎么面對老人們失望的表情，也不知該怎么告慰那些已在九泉之下的人——1994年，“我這輩子活得像根木頭”的侯冬娥老人，臨終前囑托張雙兵要為自己討個清白；2013年，敢為第一人的萬愛花老人帶著遺憾與世長辭，她曾于1996年、1998年兩度隨張雙兵赴東京法院作證，歷時8年，三訴三敗。

她們沒能等來想要的結果。日本的終審判決，把張雙兵一路強撐著的那股勁卸得干干凈凈，洶涌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痛苦、內疚和灰心”。最開始信心滿滿、為張雙兵提供幫助的日本律師團，也對判決結果失望不已，痛罵自己的政府不守信用。“日本同志們也盡力了，15年的官司，我們在日本的費用都是他們出的，前后花了一千多萬人民幣。”

張雙兵展示日本高院駁回中國“慰安婦”訴訟請求的終審判決書（2014年，圖源新華網）作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