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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自前蘇聯誕生至今，已過去了整整100年。雖然這個國家早在30多年前就不復存在，但它對世界地緣政治的影響是如此深遠，至今仍是廣泛討論的話題。今天我們有機會邀請到著名的俄羅斯哲學家亞歷山大·杜金。非常感謝您抽時間接受這次對話，杜金先生。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與前蘇聯有關。具體來說，您認為當初有可能使它免于解體嗎？假設它沒有解體，在2022年的今天，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蘇聯，會是什么樣？

杜金：首先我們必須明白，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前蘇聯是俄羅斯帝國的延續。意識形態上，兩者相差甚遠，各自基于完全對立的價值觀與主張。但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實體，作為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正如麥金德與布熱津斯基在其地緣政治學經典著作中所指出，蘇聯是陸權力量的直接延續與實體化，是海權力量的對立面。

按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的說法，陸權與海權之爭是地緣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也是人類歷史的核心主題。如果我們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思考蘇聯解體，它意味著陸權相對于海權的一種失敗，對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來說是一場巨大災難；對海權力量，或者說全球西方自由主義文明，則是一次巨大的成就。

基于此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蘇聯在過去30多年來得以延續，正如一些歐亞主義思想家假設的那樣，可能將意味著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終結。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擺脫那些走進死胡同的蘇聯教條。但是，蘇聯終結共產主義并不直接意味著它必然解體，或者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實體，內部失去凝聚力。假如蘇聯能避免解體的命運，它將成為一種“歐亞聯盟”，一種歐亞帝國，或者重回傳統的俄羅斯帝國，戰略上實行中央集權，內部則維持多民族共存。我認為這是相當有可能實現的。

當前，我們已經見識到莫斯科重新征服蘇聯時期地緣空間的決心，這意味著地緣政治的回歸。因為陸權力量再一次地重申，它必須在西方集團面前保持獨立的主權。今天這個集團幾乎完全被跨大西洋海權力量的精英所主宰。我們正見證陸權力量重建其地緣政治空間，這顯然不涉及前蘇聯意識形態的因素，而是嘗試重振歷史上偉大的帝國，或者重現一個歐亞聯盟。

杜金接受“今日俄羅斯”對話

主持人：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顯然對蘇聯解體做了深入研究，并從中總結出經驗教訓。具體來說，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可以通過改革發展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維持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如果蘇聯沒有解體，你認為這是一條可能實現的道路嗎？

杜金：我認為有可能。中國恰恰吸取了前蘇聯解體的最主要教訓：為了維護國家的完整與內部團結，全國上下包括各少數民族的凝聚力，領導人身負巨大責任，必須做出艱難決定。中國與前蘇聯和俄羅斯一樣，都是多民族社會。中國的改革，并沒有徹底顛覆國家，也沒有導致中央政府失去把控局勢的能力。你可以改革經濟的某些部分，但永遠不應該以放棄主權為代價，或者犧牲對地緣政治空間的控制。

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順利過渡，不應該拋棄歷史傳統。今天的中國政治上是社會主義體制，但儒家思想處于中心地位。意味著中國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政府成功地扮演了調控的角色。在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中國并沒有一并引入西方民主，而是維持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體系，具備獨特且起到團結作用的政治性力量。這股力量實現了對市場經濟的引導。

我認為中國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證明在有利的局勢下，一個假設得以延續的新俄羅斯/蘇聯如何實現中央集權，全面有效地管控國內各地區與少數民族自治區，發展混合經濟，將社會主義與傳統主義，如基督教、俄羅斯族的傳統價值相結合。這是一套可行的體制，既然能在中國運作，也可能在新俄羅斯/蘇聯運作。

然而在俄羅斯，我們失去了意識形態上改造國家的機會。避免蘇聯解體、維持整個國家的內部團結，這件事比蘇聯本身更重要。因為團結指的是整個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歐亞帝國”的團結，如果你不介意我這么說。既然中國人能從中吸取教訓并成功，蘇聯當然本有可能避免解體。蘇聯解體是一場自殺，源自蘇共高層的決定，不僅僅是因為前加盟國紛紛要求獨立。我們俄羅斯人應該負全部責任，而不是歸罪于蘇聯邊疆地區的民族主義者。這是在莫斯科的蘇共高層犯下的罪行。

主持人：西方長期用“極權主義”一詞來攻擊俄羅斯與中國。作為一個美國人，當我搬到俄羅斯以后，才發現這里有許多細致入微之處，遠不止“極權主義”、“政府包辦一切”等標簽能概括。我只是想知道，你如何認識這個詞？中國和蘇聯，你會形容他們是極權主義社會嗎？

杜金：在西半球，我們面對的是純粹的極權自由主義。他們假設除本國以外，所有政權都是極權主義的。而自由主義國家不會是極權國家，這是虛偽的。中國社會的傳統并非自由主義，而是整體主義。更準確地說是集體主義，社會整體的利益高于個人。

僅僅用“極權主義”一詞進行批判，是沒道理的。因為自由民主主義的擁躉假設他們掌握了“絕對真理”。將所謂的“真理”強加給世界上的其他人，毫不尊重各個文明的特殊性。因此西方的自由主義，內含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它假設西方的歷史、政治、文化經驗是普世的。如果你認為西方能與全人類劃等號，那全人類自然不夠“西方化”，還不夠發達。這純粹是種族主義的視角?；谏飳W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公開地種族歧視；但我們目前面對的，還有西方文化上的種族主義，也就是當代自由化的全球主義。

如果中國人覺得他們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體制或制度，就應該讓他們走自己的路。對于支持“開放社會”的活動人士、自由主義的信徒，他們應該讓別的民族自己選擇發展道路。這才是民主在國際層面真正的實踐原則。

主持人：我們一直在討論共產主義，我想問的是，你是否看到一種能夠團結現代俄羅斯社會的意識形態，正如前蘇聯時期的社會主義那樣？顯然，蘇聯存在的大部分時期，民眾都團結在這一理念下，愿意為之奮斗，實現共產主義。今天的俄羅斯民眾有這種目標感嗎？如果沒有，什么能夠彌補這種缺失？

杜金：不可能被彌補，我們不可能回到蘇聯時期。盡管社會上有對那個時代的懷念，而且越來越多。但我們不可能再接受那些教條，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過去，我們需要向前看，將對社會正義的追求與傳統價值觀結合。普京總統近期宣布頒布的法令，從政治層面提出捍衛并重申俄羅斯社會中的傳統價值，就可見一斑。

我認為在西方政治現代性以外，我們必須進一步深挖俄羅斯的傳統，斯拉夫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是東正教傳統。如果要發展后現代的政治思想，我們必須重新認識非西方的、前現代的思想遺產，將前現代與后現代結合。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