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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今天的美國人需要更好地記住歷史。以開放的心態記憶意味著考慮舊爭論失敗一方的觀點也許也值得聆聽。當前最緊要的是，在烏托邦全球主義的廢墟和特朗普的活報劇之中，創造性地思考美國所面臨的危境。剝去它們不幸的歷史聯系并加以適當解讀，許多賦予原旨版美國優先運動活力的關懷和信念也能構成背離原旨的有力論點。】

美國人常常濫用的權力之一即選擇性記憶。那么官方幾乎沒注意到今年是美國參加一戰[2]一百周年紀念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委員會壓根沒有通過過贊揚“勇敢的美軍士兵為‘民主世界之安全’做出不懈努力”的眾議院決議。并且盡管參議院的確支持了一項對1917年4月[3]宣戰“表達感激和贊揚”的法令，白宮仍完全無視了該紀念日。就華盛頓而言，那一沖突幾乎沒有引起政治關注。

當然，情況也不總是如此。對那些歷劫者而言，“結束所有戰爭的戰爭[3]”是一種熾烈的經歷。它喚醒了激烈的幻想破滅，混雜著一種被其初衷和目的欺騙的情感。可怖的沖突似乎僅僅是制造了新的麻煩；前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9年的一個演講中堅稱116000名美國士兵在戰爭中犧牲“拯救了世界的自由”——聽起來是那么虛偽。

因此20年之后，當另一場歐洲沖突給美國人帶來一次全新的拯救自由的機會時，許多人畏縮不前了。他們覺得，與法國和英國一道，向德國發起第二次戰爭的結果可能比第一次還不盡人意。那些希望美國遠離那場戰爭的人們組織了一個由“美國優先委員會”（the America First Committee）[4]領導的全國性草根運動。在其短暫存續期間，運動爭取到了比茶黨運動更多的支持者，比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或是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組織得都要好，也比“抵制”特朗普運動收獲了更多的政治影響。

盡管廣泛從政治光譜中吸收到了支持，運動依然失敗了。剛好是在1941年12月珍珠港偷襲之前，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啟動了一項加強干預計劃，旨在讓美國作為一個羽翼豐滿的交戰國投入到戰爭之中。提到納粹德國，羅斯福相信，一戰公認的教訓——最主要的是，法國和英國將美國當成幼兒一般耍弄——是不成立的。

他嚴厲批評那些不認為“民主的敵人們”已經與法西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以及“每一致力于極端和種族及宗教不寬容的群體”結盟的人。事實上，羅斯福將反干預主義描述成反美國，誹謗在所難免。“美國優先”的說法變成了一個笑柄。在反干預主義情緒幸存下來這一意義上，它僅僅是作為一種外圍現象存在，與極右翼和極左派有關。

幾十年里，二戰留存于美國人歷史意識的最前端，輕易地掩蓋了一戰。政治家和評論員們常常向二戰的經典教訓致意，警示人們應防范綏靖主義的危險，強調對抗惡勢力的必要性。對“美國優先”來說，該標語與受一戰不好影響的那些標語一齊產生了回響，它似乎無藥可救，具有與白銀和禁酒運動（the Free Silver and Prohibition movements）一樣的政治影響。然后特朗普來了，這一無藥可救的標語得到了突如其來的解救。

烏托邦主義的鼠目寸光

只要冷戰繼續，以及隨之而來的可預見的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緊迫性，“美國優先”就仍是一種美國不負責任的象征，是一種狹隘避禍觀念的提醒物。蘇聯解體曾觸發短暫混亂，人們懷疑美國可能宣揚“和平紅利”并收縮回家，而精英們的觀點也曾不遺余時地聲討過那樣的前景。

今日可清晰見得歷史的未來軌跡——共產主義的崩潰已為那種顧慮掃清了一切剩余的困惑——美國有責任貫徹未來美國的領導地位前所未有之重要的主張，該想法導致了作家R.R·里諾（R.R.Reno）[5]恰當稱為“烏托邦全球主義”的興起。

有三種預期可幫助我們了解這一后冷戰模型。根據第一種，特定類型的企業資本主義在美國充當先鋒，利用先進技術在全球開疆拓土，發揮出在曾一度無法想象的范圍內創造財富的潛能。根據第二種，大規模軍事占領——誠如所有人在1990至1991年海灣戰爭中看到的那樣——或許賦予了美國一種創建（并推行）世界秩序的史無前例的能力。而根據第三種，白宮，不再僅僅是這個國家最高行政官的官方居所，現在也是實際上的全球指揮所，總司令的命令延及地球的邊邊角角。

在政策圈子里，人們普遍假定美國的權力——由總統掌握，并由政治、軍事和企業精英的集體智慧充當智囊——對于完成前方的任務來說已足夠。盡管有一些外來者質疑那一假設，這樣的關切從不具有吸引力。謹慎權衡目的和手段意味著膽小怕事。這一假設也存在縱容大眾意愿向孤立主義傾斜的危險，而自從美國優先運動在舊日本帝國和希特勒手下遭遇失敗之后，孤立主義便被韁繩牢牢束縛住了。

1990年代，美國官方一次又一次地對倒退的危險提出警告。他們宣稱美國是“須臾不可離的國家”，這種神學似的斷言成了治國之道的基礎。9/11之后，政策的制定者們沒有將襲擊視為對過度擴張造成后果的警告，反而將之視作美國努力實現烏托邦全球主義之緊要性的證據。

因而，2005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膠著的戰爭還在持續，小布什總統[6]召喚起威爾遜精神并向他的公民同胞們保證說“在全世界拓展自由”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天命。”

十年之后，那兩場戰爭依然是戰火彌漫，其他的緊急情況也時常爆發，鮮血盡撒，資材靡費。特朗普譴責稱整個后冷戰布局就是個騙局。在他總統競選期間，他發誓愿“讓美國再次偉大”并補回因全球化造成的就業機會的流失。他保證避免不必要的武裝沖突，并在任何無法避免的沖突中速勝。

然而盡管他否定了烏托邦全球主義中的前兩部分，他承認了第三部分。作為總統，他自己會把事情搞定。一旦就任，他就發誓說他會將他的權威發揮到極致，保護普通美國老百姓遠離全球化的力量所帶來的進一步威脅，并且終止濫用武力。不接受全球主義，特朗普保證要讓“美國優先”。

特朗普對于那一歷史包袱沉重措辭的挪用，將其作為競選和就職演說的中心主題，是在冒犯政治正確。然而它的意義遠遠不止。特朗普至少含蓄地表明了那些反對羅斯福的反干預主義者們終究是對的。更有甚者，他宣稱二戰的教訓以及自教訓中衍生出的美國治國傳統已經過時了。

政策的可能影響似乎是清晰的。專欄作家查理斯·克勞特哈默一筆帶過地寫到，特朗普的就職演說“激進地重新定義了二戰以來所理解的美國國家利益”。領導全球不搞了，美國現在選擇了“偏安一隅和自降身價”。另一位專欄作家，威廉·克里斯托爾則哀嘆，聽到“一位美國總統宣告‘美國優先’”是“令人深感沮喪并讓人認為庸俗不堪的”。

毫無疑問，特朗普本人不僅庸俗不堪還自戀且不誠實，這就是事實。然而擔心他擁護“美國優先”會導致美國背離世界已經證明是毫無根據的了。下令針對一個屠殺自己公民而沒有對美國造成威脅的政權實施懲罰性空襲[7]，誠如特朗普在敘利亞所做的那樣，不叫孤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