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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更多的美國軍隊去阿富汗打仗——特朗普曾經鄙視的沒完沒了戰爭的典型——也不叫孤立主義。不論人們如何理解特朗普支持遜尼派針對什葉派發動地區沖突的行為，他發誓說通過協商達成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協定，他對朝鮮發出的威脅，以及他針對貿易及北約組織可行性的發展性觀點——這些都不意味著不參與。

它們意味著更為惡劣的情況：一種耳目閉塞、沖動任性且反復無常的對外政策。事實上，如果“政策”一詞暗示一種可預測的行為模式的話，美國的對外政策在特朗普上任時就不復存在了。美國現在隨著總統大人的心血來潮而實施或克制行動。特朗普的批評者們誤會了他們的總統。那些擔憂查爾斯·林德伯格，著名飛行員及美國優先運動贊助人的鬼魂將定居總統辦公室的人們可以歇歇了。真正的問題在于，特朗普正在自作主張，而且他認為盡在掌控。

而更為重要的是，與特朗普本人不同，特朗普的批評者們對時局存在誤解。無論他對于外交領域的敏感點是多么得未加察覺，總統候選人時期的特朗普都正確地感知到對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恰當角色的固有觀點已經不奏效了。在普通公民眼里，前總統老布什或小布什，比爾·克林頓或希拉里·克林頓，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或前總統高級助理蘇珊·賴斯指導下制定的政策都不再能夠獲得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人們已經證實，“美利堅萬年長”的想法破碎了——因此，“美國優先”的呼吁成了備選項。這一措辭本身在兩黨精英中引起的歇斯底里只會在那些競選期間放棄“糟糕透頂的”希拉里轉而支持特朗普的人眼中增加吸引力罷了。

不論特朗普自己笨手笨腳的結果如何，那種吸引力可能會一直存續。因而，機會等待任何未來的政治領導人，只需他們精明地闡明一種保證實現原旨美國優先運動目標——無需參與不必要的戰爭就能確保美國的安全和幸福——的對外政策。挑戰在于特朗普自己已經幾乎可以確定是不能將“美國優先”從一個帶有丑陋歷史包袱——包括反猶主義污名——的標語轉變成一個擺脫偏見開明進步的行動計劃了。換言之，挑戰在于從特朗普手中解救“美國優先”。

想想明天

據里諾稱，烏托邦全球主義的癥結在于“剝奪大眾的權利并授權給了一個技術官僚精英階層”。這對精英來說是好消息，但對被剝奪權利者則不然。的確，自從冷戰結束后，全球化創造出了巨大的財富。但它也加劇了不平等[8]。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美國軍事政策中：那些負責為美軍提供武器裝備的人已經獲利豐厚；而那些實際被送上戰場的人的處境就不那么好了。2016年的總統大選使所有人清晰地看到了產生的深刻分裂。

里諾提出的解決那些分裂的辦法是促成“愛國主義團結，或者重新締結一個國家信約（covenant）”。他是對的。然而考慮到“信約”一詞具有宗教內涵，它無法在世俗世界內飛翔。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能夠將美國人聯系在一起成為美國人（以對抗世界公民）的陳述，該陳述同時也應為參與實際世界而不是曾經的世界提供基礎。

為了實現這一高大目標，美國人應當回到起點并請教憲法。憲法那簡明的52字序言概述了聯合的目的，以“確保我們及我們的子孫后代享有自由的賜福”作結。強調“我們”，序言表明了一個狹隘的，甚至是自私的目標。不管怎樣，強調“我們的后代子孫”，它便要求更為寬宏的響應。這就是一個替代烏托邦全球主義的寬宏而具前瞻性的選擇的基礎。

認真對待將對美國人子孫后代的自由賜福轉化成前述一系列不同的對外政策問題的責任。首先，如果他們能夠享受他們被賦予的自由，美國人應該為未來的后代做點什么？至少，子孫后代應該享有一個宜居的星球，安全的合理保證，國內的家庭擁有體面的工作秩序，三者一齊保證了個人和集體追求幸福的權利。

其次，這些自由的先決條件的威脅是什么？一些威脅尤為突出：大規模環境崩潰[9]的可能性，由急劇變化的大國勢力名單導致的全球沖突的危險，以及公民分裂并陷入混亂以致既不能形成身份認同也不能有效追求公益的前景。分開來看，這些威脅中的每一種都對美式生活方式構成嚴重威脅。

如果多于一種成為現實，那么生活方式很有可能難以為繼。同時實現三種將會危及合眾國作為一個獨立共和國的生存地位。因此，美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預先阻止這些不測事件。

如何最好地應對這些威脅？烏托邦全球主義的支持者們會主張美國應當繼續做它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即使自冷戰結束以來，他們的方法加重而不是減輕了問題。對“美國優先”的廣義理解則更有可能提供一個得出積極結果并征得公眾支持的替代方案。

“美國優先”對環境惡化的回應應當是試圖減緩全球變暖，同時強調對美國本土資源——水、空氣和土壤、植物群和動物群、海岸線及內陸水道的保護工作。僅僅追求經濟增長的思路應當讓位于修復因不計后果的開發和過度發展工業而造成的損失。為了實現那些修復目標，國會應當像現在大方提供給五角大樓資源一樣，提供必不可少的資源。在所有與守護地球相關的問題上，美國應當成為典范，使各地的未來世代受益。

“美國優先”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秩序的回應應該始于認識到單極的局勢已經過去。我們的世界正處于一個多極時代[10]。一些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正在加入第一梯隊。而另一些長久習慣于扮演領導角色的國家，如法國、俄羅斯和英國，正在衰落但仍留有重要性。占據第三類的是那些在生成中的世界秩序里地位仍有待界定的國家，這群國家包括德國、印度尼西亞、伊朗、日本和土耳其。

對美國來說，盡管極有可能在可見的未來保持優秀，但優秀不意味著霸權。自華盛頓發出的號召不是強制推行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11]，而是促進共同共存。與永久和平和世界大同相比，穩定和避免激烈戰爭似乎是適中的目標，然而果真實現了那一目標，未來的世代將會心存感激。

相似的論證適用于核武器問題。不管曾經授予美國的蓄勢待發的打擊力量優勢多么顯著，幾乎可以肯定，該優勢會在即將到來的年月中消失。隨著五角大樓繼續研發更具辨識能力且奇異的殺人方式和打擊對手的方法，戰略威懾將不再需要依賴于保持核反擊的能力。甚至于美國實際使用核武器也變得越發不可想象，然而，美國自身受到這些武器傷害的可能性將繼續存在。作為一勞永逸擺脫核武器災害的第一步，美國政府應承擔《核不擴散條約》的義務，而不是光動動嘴皮子。

條約規定締約國為了廢除核武器而“進行關于采取有效措施的善意磋商”。認真對待那項義務將為擺脫偏見的自利樹立典型：而這種自利則構成了美國優先意涵的精髓。

關于促成特朗普上位的社會分歧，美國人可能會發現，重塑對于公益的普遍理解將會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烏托邦全球主義與一個動蕩的時期相伴相隨，這一時期中與傳統規范相關的性別、性特征、家庭及身份認同等討論在多數人中失去支持。結果導致分裂的深化。一個陣營中的人們激烈地捍衛如今破碎的社會秩序；另一個陣營中的人們則希望大家服從諸如多樣性和多元文化主義的訓導。雙方都表現得水火不容。他們都沒有表現出多少同情或妥協的意愿。

一種重新設想出來的“美國優先”治國方案將盡可能努力使美國的對外政策與當前國內文化戰爭隔離開來。除非美國人自己就自由實際需要什么達成一致，美國準備輸出何種自由的賜福就仍是不可知的。

這不必意味著對侵犯人權視而不見。而一種“美國優先”的對外政策將會承認，在大量敏感問題，如持槍和變性人地位等問題上，權利的定義處于不斷變化之中。考慮到那一情況，前總統華盛頓在其告別演說中告誡提防的“眷戀”就不單單適用于國家也適用于事業。在每種情形下，那些負責制定對外政策的人應當避免采取那種威脅削弱國家脆弱國內凝聚力的立場。

期待政治止于水濱或許是天真的想法。盡管如此，外交領域不是贏得美國人自己仍強烈爭論問題之勝利的合適場合。選舉才是干這個事的。現世的美國人有責任為子孫后代提供機會來自己清理這些事情。

相似的情況適用于美國的軍事政策。未來的世代應自己擁有選擇權。不幸的是，在烏托邦全球主義資助下發動的軍事行動已經縮小了可利用的選擇的范圍，并揮霍了大量資源。9/11之后的戰爭告訴我們：阿富汗戰爭[12]是美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戰爭，伊拉克戰爭是第二長的戰爭。

不可計數的金錢被浪費掉了——政府高層卻鮮有人對計算數字感興趣——這導致了美國國債的激增。在冷戰結束時國債約為4萬億，今天增長到20萬億，根據計劃，到這個十年的年末，國債將超過25萬億。美國已經成為了一個還沒有結束其開始時的工作，然后又過度借款以掩蓋其失敗事實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