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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霸權向“非霸權支配”的過渡

二戰結束后，美國所主導的新型世界秩序以聯合國為主要載體。不同于以19世紀民族聯合大會精神指引的由英國主導的國際聯盟，聯合國高度體現了美國的政治思維與理想。冷戰的背景也并未削弱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政治聯合體之正當性。這種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混雜著具有高度理想化特征的世界大同主義與高度實用主義的以美國對世界貨幣與軍事力量之控制制度化為目標的霸權訴求。因而，在其霸權的全盛階段，美國得以將自己對全球層面的暴力壟斷賦予某種代表世界政府行使權力的正當性，得以將其所發動的若干戰爭描述為世界警察的行為而非傳統意義的戰爭。

然而，伴隨六十年中期以降其霸權出現危機信號，原本潛藏在世界政府理想外衣下的利益訴求越來越清晰直白地顯露出來。越南戰爭的泥沼，表明美國在貫徹其內在意圖過程中遭遇無法克服的困境，從而明白地宣告霸權的內在局限。小布什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以無視聯合國的存在而恃強出兵始，標志著美國，不但早已在事實上也在名義上，從羅斯福意義上的世界國家徹底退轉為以武力征服、利益擴張為特征的傳統帝國；而它始終無力維系戰后伊拉克局勢的穩定，乃至造成國內巨額財政赤字進而引發整體金融危機，更表明從帝國的角度而言，它也是衰弱而不稱職的，它不但無法給世界帶去它所宣揚的安全穩定，它本身就構成對于世界其它國家安全穩定的威脅，甚至其自身的安全穩定都面臨著重大的威脅。

在此美國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悖論：美國的霸權比荷蘭或英國都更依賴源自從屬群體認同而獲得的額外權力，因而，美國比它的前任更需要不斷發動針對“邪惡敵人”的戰爭，以證明自己對于世界安全穩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而這樣的戰爭（以越戰和伊拉克戰爭為代表），恰恰導致世界對于美國的普遍恐懼、厭惡與認同的加速流失，從而進一步削弱了它本可以通過其認同而額外獲得的權力。試圖鞏固強化霸權的戰爭，變成了對于這種霸權最有力的打擊。作為發動伊拉克戰爭之主要意識形態的新保守主義，毫不掩飾地以“新羅馬帝國”作為對進入新世紀的美國之籌謀期許，從而極清晰深刻地點出了隱藏在以華盛頓共識為標志的自由主義話語背后美國的帝國本質；然后，正是伴隨著美國公開自比于羅馬帝國而導致其帝國特征的強化，所有曾導致羅馬帝國衰亡瓦解的要素也因其召喚而更分明地呈現于它的現代繼承者身上。對帝國身份的強調，正意味著帝國的黃昏。

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美國，利用美元的世界貿易結算貨幣地位，在基礎利率已基本無下降空間的情況下通過量化寬松的方式向市場持續增加美元基礎貨幣供應，以向全世界征收美元鑄幣稅的方式，將其消化金融“有毒資產”、化解金融風險的成本轉嫁給世界。在其政治道義資源因伊拉克戰爭嚴重受損的情況下，這樣的作為意味著美國全面放棄霸權擁有者所應承擔的責任，轉而利用其在世界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綁架包括其長期戰略盟友在內的其它國家以維系自身利益。這已經不再是霸權意義上的ducere，而是不再顧及長遠后果純然勒索性質的trahere，在此意義上，美國盡管仍是一個對于當今世界諸多領域擁有決定性影響的核心國家，卻已經不再是作為以引領為標志的霸權而發生作用：它由霸權退化為“非霸權支配”[ R. Guha, “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 and Its Historiography”, in R. Gupta, ed., Subaltern Studies, IV, New York 1992, 231-2頁。]。就霸權結構及歷史而言，美國霸權事實上已經終結，但體現其既有霸權邏輯的世界體系仍在延續，在它被新的世界體系完整取代前，美國還可以至少部分地維持這種“非霸權支配”的地位。這一階段，類似一戰結束至二戰結束之間的時代，可以視作新舊世界體系的某種過渡狀態。無疑，這個階段的世界較之以往變得更加充滿不確定因素，擁有更豐富多樣的可能與選擇。

中國作為后美國時代世界體系的領導者？

對于后美國時代的世界體系的領導者之討論，幾乎無可避免地涉及中國。對以往的霸權興替史的考察揭示，新的霸權將體現出比舊的霸權更高的組織能力、更大的體系容量和更高的體系活性[ 盡管基本沿用阿瑞吉有關霸權更替的理論，但相對于阿瑞吉提出的體系“動態密度”的概念，體系活性或許更能反映我理解的世界體系不再只是一個物理意義上的系統，也是/更是一個由各種生物體活動構成的生態系統。參見阿瑞吉/西爾弗，《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36-40頁。]。英國之于荷蘭、美國之于英國，均體現了這一原則。這意味著，要取代美國的新世界體系之領導者，其經濟體量與活性、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領土面積、人口、資源均不應明顯低于美國，進而，應在上述指標至少某幾項中明顯超越美國。當今世界，唯一符合上述要求的只有中國。

對于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新的世界體系領導者的前途，在西方表現為強烈的憂慮，在中國則為強烈的質疑。

西方憂慮的核心，早在中國崛起的態勢遠未如今天這樣清晰呈現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已通過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文中對“走出西方時期”的后冷戰國際政治格局的描繪得以表達：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儒家文明聯合伊斯蘭文明挑戰西方；與之呼應的是，此后不久約瑟夫?奈直接在其指導下完成的美國國防部報告及附屬文件中，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界定為冷戰后最堪憂慮的發展[ S. P.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3, 1993, 3:22-49; J.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 1995, 4: 90-102。  ]。尚處在冷戰勝利后的巔峰時刻，美國的富有遠慮的思考者已在為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深感不安，他們因為深切知曉16世紀以來西方是如何崛起又是如何對待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民族的，便深切憂慮中國會以西方曾對待他的方式來對待西方。在過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當美國與中國的強弱之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后，這種憂慮更是幾乎深入骨髓。

中國對于自身發展的質疑，源于改革開放以來將西方視作自我發展可不斷追隨、模仿、接近卻無可超越之理想型的精神依賴，自1848年以來面對西方不斷斗爭又不斷失敗形成的心理創傷與暗示，對于此種幾乎不可戰勝之龐然大物的高度敬畏中形成的仰視艷羨和相伴而生的自我貶抑習慣。這種種心理陳習與對于既往中國發展路徑中存在之各種問題的焦慮交雜在一起，輾轉相生，陷入不斷自我強化-放大、循環往復的苦惱意識中。對于持有此種苦惱意識者，中國持續三十余年的超常增長，因其無法用任何一種既有的西方理論范式加以解釋，變得詭異而危險，他們不斷預言，這樣一種他們無法理解的增長必然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點以災難性的崩潰方式被終結。盡管形形色色的崩潰論自二十余年前便不斷涌現并不斷被事實證偽，但當集體心理進入某種強烈的自我暗示與循環后，崩潰反倒因其一直沒有到來顯得更加迫切而富有現實意味了。

如果說在西方人的憂慮與中國人的質疑間有什么共同之處，便是他們都不相信，中國能夠開拓出一種新的、不同于美國乃至西方既往經驗的、對其它國家-民族具有示范意義的成功發展道路。這也正是中國道路的理論表述最重要的歷史與現實使命。這種理論應既能有效解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超常增長，解釋創造這一經濟奇跡的當代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改革開放時代-毛澤東時代的相續和內在聯系，進而將完成現代轉型的新中國與前現代的傳統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與把握，更要能將中國及為以其代表的東亞體系在自16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與文明史視野中加以考察，從而探尋現代性從西方向東方的演進甚或回歸的軌跡與規律。這樣一個龐大的理論系統，我希望在未來以“現代性的兩種路徑：16世紀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為主題的專著中展開討論，這里只能粗略地勾勒其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