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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全球著名政治學者、原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現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寧推出了《賢能政治》中文版。隨著書的出版，貝淡寧教授也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按照讓–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的說法，政治合法性“被定義為民眾承認管理者的領導權，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他們享受特權的權利”。簡單地說，一個政府之所以擁有合法性就是因為它被民眾看作在道德上是合法的。衡量合法性并不容易：依靠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進行定性訪談嗎？還是依靠調查數據或選舉？什么可以被算作是合法的：受教育的民眾的觀點，或者大多數民眾都支持的，還是必須人人都同意？或許當統治者缺乏合法性的時候，它會表現得更明顯——在革命中被推翻，或必須使用殘酷的武力鎮壓民眾的反叛。事實上，“通常，只有當合法性缺失或者不足時，它才進入人們的視線。只有在政權遭遇公民、臣民或是受益人的公然挑戰時，政治科學家才會轉向合法性作為解釋其危機的原因。在政權運行良好之時，合法性問題就退居幕后。那時人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當權者的行為是‘適當的’、‘正常的’或‘合理的’。”

就中國而言，合法性研究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原因再次是政治性的。很顯然，擁有合法性的政權不大可能求助于暴力手段。一個政權的合法性越高，也就是說在民眾眼里越具有道德合理性，它就會越少地依靠強制性威脅的方式行事。

尤其是對于西方分析家，似乎很清楚的是，這個政權注定要垮臺。就像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和東歐的情況（和最近中東出現的情況）那樣，人們遲早會要求組建政黨的自由和投票選舉政治領袖的權利。短期內，或許存在類似于軍事政變的“民主的逆轉”（如埃及），但非民主的選擇肯定無法長久存在。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說，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在現代社會或走向現代化的社會，其他任何政權形式都不可能擁有合法性。馬克斯·韋伯同樣著名的三種合法性權威類型的區分似乎也指向自由民主。第一種——傳統權威，已經隨著 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而灰飛煙滅了；第二種——個人魅力型權威，也隨著毛澤東和中國革命的其他英雄的過世而不復存在；第三種——理性的合法性權威，隨著中國的經濟現代化似乎是必然結局，根據理性的合法性權威結構運作的自由民主是唯一可靠的政權形式。經濟發達的、擁有儒家傳統的東亞社會的政治歷史，似乎進一步支持了這個觀點，即自由民主終將在中國取得勝利。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實踐已經證對于政治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限制，采取了一人一票選舉政治領袖的民主，因此為中國的現代化指明了道路。

但是，中國的一黨執政國家體制并沒有崩潰。非但沒有崩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反而越發鞏固了。一個又一個民意調查顯示，中國共產黨執掌的政權贏得了眾多民眾的支持。正如王紹光所說：“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或者出生于中國但在西方工作的學者）進行了很多有關中國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大規模調查。到現在為止，熟悉這個領域的學者事實上都得出了一個共識——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程度非常高。”王紹光補充說：“政權接受程度很高被許多西方學者解釋為受訪者害怕說出真相。因此，后來的調查補充了各種機制防止人們在接受訪問時撒謊（如提供其他選擇：‘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是，每次調查的結果總是一樣的。”無須質疑的是，大部分中國人認為現有政治制度是適合這個國家的。事實上，在最近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中國公民對自己政治機構的信任程度甚至超過參與調查的8個社會中的任何一個，其中就包括日本、韓國、菲律賓和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

但這并不是否認，中國存在社會不滿情緒的事實，但是，這種不滿基本上指向地方政府。托尼·賽奇（Tony Saich）解釋說：“公民將國家‘分解開來’，雖然他們表達了對中央政府的高度滿意，但滿意度隨著政府層級往下也依次降低。2009年，95.9%的人對中央政府比較滿意或非常滿意，但這個滿意度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就只有61.5%了。”何包鋼用更加生動的語言描述了民眾眼中的現象：“用民眾的話說，中央政府的官員是救星，省政府的官員是親戚，縣政府的官員是好人，鄉政府的官員是惡棍，村干部是敵人。”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

一個明顯的悖論是，中國公民表現出對民主的信心，同時認可非民主的統治。但正如史天健和盧杰所說：“普通中國人心中所想的民主或許并不符合自由民主話語中對民主的定義，相反它是建立在監護人話語基礎上的。”簡單地說，民主意味著為民服務的政府（民享政府，由精英負責），而不是由民眾管理的政府（民治政府）這一觀點被廣泛接受。所以，如果中國政府“為人民服務”，它就是民主的。調查的確顯示，民眾支持選舉，但那些選舉不應該伴隨著圍繞競爭性利益組織起來的多黨政治。“雖然84%的受訪者同意或者強烈贊同選舉國家領導人，但只有16.3%的人同意或者強烈同意多黨競爭。”西方分析家或許抱怨說，中共最近談論的“黨內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因為它排除了多黨競爭政治，但大多數中國人或許在使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價“民主”的進步。

簡而言之，即使并沒有采取自由公平的競爭性選舉來挑選領袖，中國政府也已經成功地獲得了很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即人們認為政府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政府究竟是如何贏得合法性的呢？換句話說，中國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是什么？中國共產黨通過以下三個來源獲得了合法性：民族主義、政績合法性和政治尚賢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的這三個源頭在不同時期都很重要，但民族主義在政權初期最重要，政績合法性在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十年非常重要，而政治尚賢制正在變成越來越重要的合法性來源。

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國家或政權試圖通過它體現的某些觀點或者在教育體系、政治演說和公共政策中表達的觀點，成為民眾眼中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的政權。中國共產黨當然是建立在被列寧和毛澤東修改和重新解釋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基礎之上，它的合法性大部分源自其是否能踐行這些原則。現在的問題是，許多中國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有所動搖，尤其是年輕人。這并不是否認某些社會主義價值觀如需要為民眾謀取物質福利的觀念在人們心中仍有認可度。但是，它們之所以被認可，至少部分是因為這些觀念類似于從前的傳統政治觀點（見下文）。我們也不否認存在一些值得提及的當代地方改革實驗，至少部分是受到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啟發。但是，也可以說即便沒有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中共也能夠成功地獲得政治合法性。這個“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很大部分來自于向民族主義的轉向，即中共作為于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傳播者和保護者。

通過戰爭贏得支持和民心

民族主義是舶來品。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受到更加全球化的政治視野的影響，其理想是賢德的圣王統治下的沒有疆域邊界的世界大同。在皇權時代的中國，政治精英往往將其國家視為世界的中心。但是，當中國在19世紀中期受到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之后，一切都改變了。在將近100年的時間里（百年國恥）中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軍事失敗，國家陷入貧困和內戰的深淵。中國精英陷入痛苦的現實之中，意識到中國的政體在不斷擴張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秩序中處于邊緣位置。如果中國要生存，它就必須適應這個新體系。在現實中，這意味著不惜犧牲任何代價也要讓國家強大。正如蔣介石在1947年所說：“回想百年來，全國國民在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以雪恥圖強為一致的要求。”我們知道，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洗雪了“國恥”，是毛澤東在 1949 年發表的著名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宣言，象征著中國被外國列強欺負和奴役的屈辱歷史走向終結。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比較強大和安全的國家，意味著中國已經不用再擔心國家的生存問題。但是，朝鮮戰爭、少數民族地區的不穩定、與蘇聯的決裂（更不要提統治精英中的重重疑慮）持續培育出一種建立在憤恨基礎上的民族主義。中國共產黨對于“外來干涉”的敏感，促使它進一步在學校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不停地提醒國人曾遭受過的外國列強欺負的“恥辱”，以及只有強大和中央集權的中共領導才能保護中華民族不受外來勢力的干涉。這種“愛國主義教育”一直持續到今天。在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時候，習近平強調說“我們遭受了一個世紀的虛弱、壓迫和羞辱”，在擔任國家主席后不久，他就呼吁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這與在爭議島嶼的領土主權主張方面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態似乎不謀而合。

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充滿怨恨的民族主義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中共當權的風險之一是，如果政府在應對外國干涉的時候表現得不夠強硬的話，接受過愛國主義教育的民眾會轉而反對政府。像《中國可以說不》（China Can Say No）這種暢銷書就比較直白地批評中國政府在對待日本、中國臺灣和西方的時候過于“軟弱”。像《環球時報》這種大眾化報紙被外人視為是“民族主義的”，但是它的審查工作大部分其實針對的是強硬而好戰的民族主義言論。反日示威游行受到政府的約束就是因為中共擔心局面失控。好戰的民族主義幾乎遭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反對，但在大眾（和軍方）層面上卻引起共鳴，而且或許已經遠遠超出了政府的意料。政府或許能夠控制民眾的不滿情緒，但人們也可以想象可能對政權產生威脅的情況，如動用武力對付臺灣及其“羞辱”了中國大陸的外國保護者。

除去道德的考慮之外，從政權生存的角度看，最好的情況是中國打贏戰爭。比如，英國在馬島戰爭中戰勝阿根廷，戰爭勝利能夠幫助發動戰爭的政權。另一方面，民眾最終還是放棄了對瑪格麗特·撒切爾保守黨政府的支持，這也說明建立在軍事成果基礎上的民族主義的合法性并不能持久。在和平時期，人們往往能夠更清晰地區分什么是國家利益，什么是執政黨的利益，政府通過發揮道德威力而不是武力能夠更容易地獲得民眾的信任。這并非表明，民族主義在和平時期將不能夠再作為支撐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民族主義將采取更“溫和”的形式，在文化和歷史中激發自豪感而不是在戰爭中取得勝利或引發對外國人的怨恨。中共的確認識到和平時期“軟”民族主義的重要性。正如高玉麒所說：“傳統和歷史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用來塑造其合法性而精心挑選的工具。該黨試圖用從傳統思想流派尤其是儒家那里挑選出一些價值觀來修復已經生銹的精神意識形態上的裂縫。”政府一直在政治演講中強調如和諧和孝道等儒家價值觀。2008 年北京奧運會突出顯示了儒家主題，在開幕式上引用《論語》。上海新建的共產黨干部學院的領導驕傲地告訴參觀者，其主樓就是根據儒家學者的書桌設計而成的。在海外，中國政府通過開辦孔子學院推廣儒家思想，這種學院類似于德國的歌德學院，是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的中心。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設計圖

但是，政府不能單靠自己成功地推廣這種“軟”民族主義：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試圖提出自己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并聲稱如果在此過程中他們被排除在外的話，政府無論說什么都不能令人信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像蔣慶和康曉光等學者已經在呼吁政府正式擁抱儒家，但是政府礙于官方堅持的馬克思主義而一直抗拒這些呼吁。辯論不僅限于儒家，最近，一群“熱愛中國這片土地，忠于人民”的具有自由主義、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學術或思想背景的中國學者在牛津聚會，并發表了署有他們簽名的文件——《關于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這一舉動旨在就中國未來發展的價值觀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