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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之上的認同

對群體身份力量的洞察很少影響美國精英對國際事務的看法。美國政策制定者傾向于從地域性民族國家參與政治或意識形態斗爭的角度看世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與專制主義，“自由世界”與“邪惡軸心”。該思維常常使他們忽視了更原始的群體身份，這種盲目多次導致華盛頓陷入海外失誤。

越南戰爭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最令人羞恥的軍事失敗。對于當時的許多觀察者來說，超級大國輸給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所說的的“一個小小的，可憐的小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該國的一半，這幾乎是不可想象的。現在眾所周知的是，美國政策制定者通過嚴格的冷戰視角來看越南，低估了南北越人民追求民族獨立的積極性，而非出于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承諾。但即便在今天，大多數美國人也不了解越南民族主義的民族層面。

越南士兵（圖/VNAF Photos）

美國政策制定者將北越的共產主義政權視為中國的小卒——如軍事專家杰弗里（Jeffrey Record）所說的“北京在東南亞用于掩護的假馬（Stalking horse）”。這種看法大錯特錯。河內接受了北京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但主要是為了方便而結盟。畢竟一千多年來，大多數越南人都害怕和憎恨中國。中國在公元前111年征服了越南，然后殖民了一千年。每個越南兒童都知道他們的祖先為了使自己的國家從中國解放而戰斗至死的英雄功績。

1997年，曾在越南戰爭期間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會見了越南前外交部長Nguyen Co Thach。 “麥克納馬拉先生”，他后來回憶起Thach說，“你肯定從未讀過史書，否則你就會知道越南不是中國的小卒。難道你不明白我們和中國人打了一千年了嗎？我們為爭取獨立而奮斗。我們會戰斗至最后一個人。任何轟炸和美國的壓力都無法阻止我們。”

事實上，就在美軍退出越南的幾年后，越南與中國開戰。

華盛頓還忽視了沖突的另一個民族層面。越南有“主導市場的少數”，這是我在2003年創造的一個術語，用來描述一個擁有巨大不可分割的國家財富的外來少數族群。在越南，一個深受憎恨的中國少數民族稱為Hoa，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在歷史上曾最多控制著越南商業和工業的80％。換句話說，越南的大部分資本家都不是越南人。相反，他們是被鄙視的Hoa的成員——越南的共產黨領導人故意夸大其詞，聲稱“華人控制著南越國內100％的國內批發貿易”，并稱Cholon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地區， “資本主義的心臟在社會主義越南的身體內跳動。”

由于美國政策制定者完全忽視了沖突的民族層面，他們沒有看到他們在越南采取的幾乎所有支持資本主義的措施都促使當地人對抗美國。華盛頓的戰時政策擴大了少數民族的財富和權力，他們作為中間人，處理了美軍大部分的供給和后勤（以及越南的妓院和黑市）。事實上，華盛頓在西貢安置的政權要求南越人為了保持華人富裕而戰斗和死亡，并殺死他們的北方同胞。如果美國想要積極破壞自己的目標，恐怕找不到比這個更好的方案了。

普什圖力量

華盛頓在越南的失誤是美國外交政策模式的一部分。 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美國派兵到阿富汗鏟除基地組織并推翻塔利班。華盛頓完全通過“反恐戰爭”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任務，專注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作用 ，而再次忽略了民族認同的核心重要性。

阿富汗是復雜的民族和部落群體的家園，擁有悠久的競爭和相互仇恨的歷史。200多年來，最大的族群普什圖人統治著這個國家。但1973年普什圖君主制的垮臺，1979年的蘇聯入侵，以及隨后幾年的內戰顛覆了普什圖人的統治地位。1992年，由塔吉克人和烏茲別克人控制的聯盟奪取了控制權。

幾年后，塔利班在這種背景下出現了。塔利班不僅是一個伊斯蘭運動，也是一個民族運動。普什圖人成立并領導塔利班，并構成其絕大多數成員。對普什圖人主導地位的威脅刺激了塔利班的崛起，并賦予了該集團持久力。

美國決策者和戰略家幾乎沒有關注這一種族現實。

2001年10月，美國與塔吉克和烏茲別克軍閥領導的、被廣泛視為反普什圖人的北方聯盟聯手，在短短75天內入侵并推翻了塔利班政府。然后美國人建立了一個政府，許多普什圖人認為該政府將他們邊緣化了。

雖然是華盛頓精心挑選的阿富汗領導人哈米德·卡爾扎伊（Hamid Karzai）是普什圖人，但塔吉克人領導政府中的大多數關鍵部門。在新的美國支持的阿富汗國民軍中，盡管只有27％的阿富汗人是塔吉克人，塔吉克人占軍隊營指揮官的70％。塔吉克人富裕了起來，而美國空襲則主要集中在普什圖地區。阿富汗的普什圖人說：“他們獲得了美元，我們得到了子彈。”盡管許多普什圖人對塔利班深惡痛絕，但很少有人愿意支持一個將他們的利益置于他們深深怨恨的對手之下的政府。

塔利班士兵在阿富汗的一條高速公路上（圖/CNBC）

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十七年后，塔利班仍然控制著該國的大部分地區，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仍在繼續。今天，許多美國學者和政策精英都意識到阿富汗的種族復雜性。不幸的是，這種對群體身份中心地位的認識來得太晚了，而且仍未能有意義地影響美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