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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言之，時代精神的聚散也與社會狀態的治亂密切相關。亂而聚，治而散，或也是其常態。借用道教中的“精氣神”一說來指喻“亂聚，治散”現象，雖有點玄，但也妥帖。“化精為氣，化氣為神”，在道教中本指個人修煉逐級上升的境界。我將其用來比附社會現象。“精”在此指物欲，或一個社會一般民眾基本的物質生活要求。當一個民族長期處于動亂狀態，整個社會階層的基本物欲得不到滿足，絕大部分努力都遭到失敗，此一時代被外部世界阻擋的物欲便向內化積為“氣”。“氣”在此指積壓于內心彌漫于社會的焦慮、苦悶、無奈、怨恨與希望之社會情緒之總稱。此“氣”的積累便會在那些生命感悟能力特強，且能思的頭腦中提煉為“神”。“神”在此指思想或精神，或意識形態。其中最有召喚力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很有可能被信眾視為在世的神或神的化身。

看看什么中外諸“神”涌現的時代，全都出現在長期動亂與艱難的時代。被后世的學者們津津樂道的思想史上最為豐收的時代都是以民眾苦難為代價的。佛所謂煩惱即菩提：凈潔的蓮花下一定是肥沃的污泥。當社會由亂向治的轉換，我們便發現時代精神沿著相反的路向逐漸下行：“化神為氣，化氣為精”。

人們紛紛將關注的目光轉向當下的世俗生活。能思的心靈忙于謀劃自身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家的物質生活條件，處心積慮于社會地位高低的競比。如果此前被人們信奉的“神”想使偷食各種禁果的人們重新返回崇高，根據尼采的說法，眾人一定會秘密聯合起來將“神”殺死。中國人比較厚道，只是將“神”請下“祭壇”，讓他還原為“人”。至于是“大人”還是“小人”，世人至今紛爭不息。

二、思想之所以拒絕民族的召喚，更與市場競爭的快速且廣泛的開展密不可分。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發展史上，商品生產一直是農業自給經濟的重要補充。在某些歷史時期，商品交換曾達到極高的程度。但經濟學家界定的市場經濟——連億萬承包制小農經濟也概無例外地為買而賣地生產——確確實實是三千年文明史的頭一遭。我們原以為市場經濟只是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手段。政治家想用此手段為“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服務，自由主義想用隨市場化而來的私有制為他的心目中的民主目標服務。

直到90年代中晚期，我們才猛然驚覺，市場經濟與競爭一旦展開，便執行起它自身的兩大目標：一是高度簡化人們的行為動機，這是它的倫理目標；二是按個人占有財富的多寡，重新劃分社會地位的高低，這是它的社會分工目標。人類行為背后的動機，原來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否則，古往今來的哲人們也不會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了。但哲人們無法解釋的復雜動機卻被市場競爭的現實很快地加以簡化，變得極易理解。經濟學家將被市場競爭而簡化的動機概括在“經濟人”這個范疇里。他們將經濟學的全部推理建立在“經濟人”基礎上。

“經濟人”有三個規定：一是個人主義，所謂“社會整體”只不過是實實在在的單個人的集合名詞而已。奇怪，明明是由日益加細的社會分工與交換將曾一度因經濟自給而相對獨立的家庭組織在一個相互依賴、休戚與共的經濟—社會的共同體內，然而“經濟人”的全部市場競爭體驗卻讓他意識到“我”的真實存在：他人只是我實現個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二是理性主義。“理性”原來指與天理相貫通的良知，是社會共識與規范的內化，但“經濟人”指定給理性的只有一種用途：計算個人利益的得失；三是利己主義，即所謂“個人效用最大化”。效用的外化，即是“利潤最大化”，效用的內化僅指個人肉體各種感覺器官的舒適度。于是感覺主義通過享樂主義而無可阻擋地滑向縱欲主義。

這樣，市場經濟連同為其論證的現代學說，將被宗教或“社會”約束的個人從群體中拖拉出來，將被傳統道德禁約的“物欲”指升為“人性”，并指定它作為推動市場經濟運行的主要動力。市場競爭迫使人人為自己，那么誰來關注社會整體與民族的未來利益呢？經濟學家說：“放心，市場經濟內在的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自動地將紛爭的私人利益調整到社會和諧。當然，這次他們在說夢話。問題是為什么經濟學家們會陷入集體胡說呢？盡管如此，市場經濟確實將人類的多重規定（生物人、經濟人、倫理人、宗教人等等）強行簡化為單純的動機：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樣，“動機”擺脫了道德的禁束，余下的逐利手段只得交付法律來裁斷了，即老子所說的“失德后有法”了。如果“整體”（社會與民族）及其歷史與未來在各自逐利的個人意識中消失，那么，即令放棄追逐名利的頭腦依然存在，那么能思的心靈指向何處呢？

私人財富執行著社會地位排序功能，中國古人或許早已發現了，否則歷代儒家為什么頻頻發出重農抑商的指令呢？抑商的重要社會目標是防止商業財富對“道德——知識——權力”確定的社會地位的挑戰。以社會平等為價值訴求的計劃經濟時代，依然存在社會地位的不平等，但劃分的主要標準是政治權力的有無與多寡。所謂社會轉型，其實質是劃分社會地位的原則與標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單一的政治標準，向以財富為主導的多元標準轉移。

社會學家按照權力、財富和知識三大標準重新劃分社會階層，但其中最強大的標準是私人財富。權力和知識若不能或多或少地向私人財富轉換，便無法在全新的社會秩序中取得自信。權力的腐敗屢禁不止，根源或在于此。“文章”脫離“道德”而直指名利，原因或也在于此。知識精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頻頻發動對權力腐敗的聲討，甚至要求用選舉民主來更替一黨執政。然而反觀自身，尤其是對自身動機系統有所自覺的話，他們往往會因此而沉默下來。至于經濟精英們，用“都是人嘛”一句話，在寬容自己實際行為的同時，也順便寬容了以權謀私的種種罪惡。

市場競爭，將一切人從他們的各自所屬的群體或單位集體中驅逐出來：前有發家致富的誘惑，后有破產沉淪的恐懼。一切擺脫了單位集體約束而獲得自由，同時失去安全保護的人們，卷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私人財富的競逐之中。于是，一個曾經相對扁平的社會僅在一代人之間演變成尖銳高聳的金字塔型社會。那些爬升至頂層的幸運者謂之“精英”，那些在底層掙扎者謂之“弱勢群體”，那些介于兩端之間者謂之“中間階層”。值此社會結構的急劇轉型時期，那些執行思想的頭腦也只能暫時擱置本該由他們承擔的使命而忙碌于尋找并確定自己的“社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