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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來說，它不可能只滿足于“世界工廠”，不可能只停留在中低端制造業，產業升級是它的必然選擇。然而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要想取得產業突破，除了人口規模、國內市場等基本條件之外，還需要幾個條件：

第一，要有國家的保駕護航；

第二，要有高瞻遠矚的企業家。凡是高瞻遠矚的企業家，比如路風在《光變》中寫的京東方的王東生，都有家國情懷。他當然知道企業要盈利，但他也知道企業承擔著民族工業崛起的使命，民族工業崛起背后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使命，這樣的使命感，讓他們可以看準目標不動搖。即使他們失敗了，也是情有可原的，他們畢竟是為民族復興在進行艱難的探索；

第三，要有學習能力。光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必須要有自主的研發團隊，在引進技術之后對技術進行吸收消化，經過多次失敗，取得突破，把競爭對手淘汰出去。比如京東方今天在柔性屏領域取得的突破，據路風在《光變》中的描述，京東方連續多年也都只能砸錢，先后砸了一千多億進去，形成七八條生產線，技術突破到了某個臨界點，就擠進了高端市場。

京東方110英寸8k超高清電視機屏幕，售價已過百萬（圖/東方IC）

到目前來說，中國仍然是最有希望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有空前廣大的內部市場，這個市場隨著人均購買力的提高而不斷擴大，天然有吸收高端產品的能力，這為中國制造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預設了一個內部條件。

當然，光有這樣的條件還不夠，轉型升級的確需要國家意志的保障以及企業家的自主精神。京東方搞探索時，所有媒體都冷嘲熱諷，是因為當時整個經濟學被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占領，只接受短期財務收益的邏輯，并把產業和民族相剝離。這也是GDP取代GNP成為評價標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GNP講國民，GDP講國內。現在有些人說，不要提什么內資外資，只要在國內，都是我們的資本。這是徹底把經濟行為去價值化、去民族化，只有經濟沒有政治，把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競爭給忘了，也把近代百年的慘痛經驗給忘了。

總的來說，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與我們的土地制度有著密切關系。因而，在“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要想復制我們的發展模式，筆者看還是很難，這些國家普遍不具備我們這樣的土地制度。

筆者去過印度兩次，深刻體會到，印度人很清楚自己的基礎設施很差，應該向中國學習，但很難學。莫迪的土地改革失敗了，征地困難，基礎設施建設就很難開展。印度的廣大農民被束縛在農村，要解放他們，就需要工業化。然而，2008年以后，中國的大發展基本堵住了印度工業化的路，印度不可能生產出替代中國制造的工業產品。世界市場已經要飽和了，想把中國產品擠出世界市場談何容易。此外，印度的氣候炎熱，宗教問題突出；印度的勞動者的工資雖低，但勞動力使用的效率和強度都遠不及中國。這些都導致印度轉型很困難。

三、中國的土地制度為農民提供了基礎性的生活保障

土地制度是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的重要視角；但是，中國這種土地制度下的征地成本的降低，并不是沒有負面效應的。

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大量低補償地征用農民的承包地，這對工業發展來說當然是好事，但失地農民也有得不到補償的現象，激發了社會矛盾。

此外，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性太高。在這樣的模式下，一個地方如果工業園區招商引資成功，資本和人員的大規模聚集就會導致周邊地價上升，從而帶動商品住房和商業用房的建設，最終由進城人員來購買比較貴的住房。地方政府雖然從工業批租中虧了錢，卻能從商業批租中把錢賺回來。如果這個循環完成了，經濟發展就是健康的。如果招商引資失敗，大量房子造好了，就會成為鬼城。就中國（尤其是沿海地區）的發展歷程而言，這種發展模式是非常曲折的。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爛尾樓（圖/東方IC）

首先，土地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增強了農民對征地損失的消化能力。

隨著工業化不斷擴大內部市場，失地農民轉向城市工商業就業，經濟收入實現了極大改善。有些農民還抓住機會成為了企業家。因此，農民雖然有牢騷，但并沒有普遍出現群體性抗議事件。個別的抗議事件往往都是因為土地補償款分配不均——烏坎事件就是如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的轉型為什么相對較為平穩。

另外，地方政府在財政充足之后，對農民的補償力度也逐漸加大。事實上，地方政府有時并不按照法律確定的補償標準補償農民，而是根據自身財力，提高失地農民的補償標準。在江浙一帶與某些發達地區，土地征收過程中，有“房換房”、“耕地換保障”的實踐。地方政府在征收農民房屋，以等面積或是更高的比例形式給予農民新房，視面積不等，農民有可能獲得幾套房子作為補償。對征收耕地的，作為補償，政府將失地農民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去。在上海，農民耕地被征收后，可視情況或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或者是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中。

因而我們可以說，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轉嫁給了農民；另一方面，中國的工業化成果，又通過很多途徑反哺了農民的損失，為農民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其次，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也為農民的生活提供了最后一道防線。

現有的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法律，規定了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的“三權分離”，集體所有，農戶承包，流轉之后適度規模經營。按規定，農民的土地有四種類型：林地，耕地，宅基地以及屬于村集體的非農建設用地。

在這其中，最被密切關注的是宅基地問題。2007年制定的《物權法》規定，農民的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房子可以出租，但不能買賣、不能抵押。立法意圖是明顯的：這些房子的所有權屬于農民工，他們是很難完成城市化的一批人，萬一他們在城市失業，他不能失房又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