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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有一個頗具特色的現象：城市化將長久地滯后于工業化。“工業化”是指農民脫離農業進城打工，“城市化”則是指農民在城市獲得穩定的就業和居住以及相應的社會保障。

絕大部分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是不穩定的、高流動的，他們無力擁有高價的城市住房。城市的高價住房和無失業保障將他們擋在“城市化”外。因而，對于他們來說，住房只能建在家鄉的土地上，“失業保障”只能由他們承包的土地來承擔。在中國整個社會轉型期內，“農民工”這一奇怪稱謂所指代的全新社會階層可能會長久存在。這一龐大階層的“前鋒”會自動地“長入城市”，但絕大多數農民工將長期往返城鄉之間，并在一定年齡段退回到農村。這是一個“事實判斷”，任何“價值判斷”都必須考慮到這一難以令人樂觀起來的事實。

時至今日，農民工的教育、醫療、養老保障依然是以縣為單位，以村為基礎。農民工有一份耕地、一份宅基地；他們的孩子的教育、醫療、養老，也是在農村提供保障。一般來講，城市政府不承擔這些職能。當然，最近幾年，中央也強調，隨父母居住的農民工的孩子應該就近入學，企業應該給農民工交社保。但現在農民工是流動的，企業給他們交的社保是帶不走的，所以社保到目前為止的作用也很有限。

因而，我們為什么要搞“新農村建設”——現在的提法是“振興鄉村”計劃，為什么要堅持土地承包制，反對土地(包括宅地)私有化，一個重要而充分的理由在于，確保在城市“失業”的農民工返回農村時，有房、有地且有一個較好的生存環境。

農村資料圖（圖/視覺中國）

四、土地制度在當前逐步顯現的問題

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延長土地承包權，這表明，土地的三權分置目前基本定下來，土地私有制現在也不會推行。但當前的土地制度還是面臨幾個很嚴肅的現實問題。

（一）城市化、農業升級帶來的土地制度與現實訴求的脫節

首先，現有法律規定宅基地不能抵押，是擔心農民失房，成為流民。然而，現代農業的投入是不斷增加的，農民需要資金，因此需要貸款。不允許宅基地抵押，農民基本沒有抵押品用來貸款。這個矛盾怎么解決？經營者要投入大量資金，他們對資金的需求比小農戶緊迫得多。那么，用什么東西來抵押？是用農業建設投入來抵押，還是用土地本身來抵押？

其次，當前有些農民確實已經穩定地進入了城市，那么他的宅基地就是荒廢的。村里一般不批新的宅基地，既沒有新增宅基地，已廢棄的宅基地又不能買賣，既不合理，又浪費資源。因此，在全國范圍內，村內的宅基地買賣都是普遍發生的。對于這個現象，法律上是禁止的，但在實踐中又是默許的。那么，村內如果可以買賣宅基地，那么外村能不能買賣？

（二）三權分置的內在矛盾逐步凸顯

現有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從1998年開始，30年不變，現在又延長30年。土地的三權分置基本明確，但這三權之間的內在矛盾，卻日益嚴峻。

保護承包權是保護去城市就業的農民工。目前大部分的農民工還是有土地承包權的，他們的土地和土地的權益就是他們的保障。有經營權的是土地經營者，他們一般繼續在農村經營土地，向城市提供農業產品。從經營權一方來說，希望合同時間長一點，地租低一點；從享有承包權的角度講，希望合同時間短一點，地租高一點，隨時可以漲租。此外，經營權一般要連片經營，經營者需要和很多農戶談判，其中只要有一個農戶不愿意，整個的農田設施建設就會遭到破壞。一言以蔽之，承包權和經營權的矛盾很突出。如果過多保護承包權，那么對經營權權屬會帶來什么影響？

承包權與經營權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實際問題是地租流向城市、經營者在高地租基礎上經營的局面。這樣的局面，對農業發展本身是利還是弊？經營者的土地地租到底應該由誰來支付？地租應該由經營者支付嗎？還是說，因為農業是受保護的弱勢產業，所以地租應該由國家承擔？

在承包權與經營權的矛盾凸顯的背后，所有權與承包權的矛盾卻日益淡化——隨著承包權的權重不斷擴大，集體所有權的權重日益削弱。馬克思有句經典的話：什么叫土地所有權？地租是土地所有權實現的充分形式。如果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實現形式，而地租又全部交給承包戶，承包權就內含著所有權。

十九大之后，表面上土地權利種類沒有變，所有權還是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還是承包權；但實際上，三權里面的權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承包權延長以后，就使得原來農民的承包權的權重繼續增大；而隨著這種內涵著所有權的承包權的權重擴大，延長30年以后，筆者認為，農民的私有觀念會強化。這種私有觀念對于國家長遠發展，是一種什么樣的影響呢？

（三）市場經濟與土地制度之間的內在張力

這些現實需求與正在發生的變化，都構成了農村土地私有化的強大沖動。集體所有權能不能按照法律的規定長期維持不變，是很值得研究的。

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經由承包而私有化，這種事例并不鮮見。例如，俄羅斯傳統的鄉村社會基本組織是米爾。廢奴以后，很多村莊的土地由村集體所有，村集體共同承擔對國家的稅負。當時俄國的民粹主義者想把這種集體土地所有制固定住。但是，這種制度無力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來支持工業化發展。由此，斯托雷平出臺改革政策，宣布農民可以退出村社也可以賣掉，土地就逐漸私有化了。

我們再來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敘述。馬克思批判蒲魯東，恩格斯批判杜林——蒲魯東和杜林都是被視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人物。只不過他們的“社會主義”的要義在于，私有制是不好的，但市場是好的，因為市場是公平交易的。他們主張用集體合作制替代私人所有制，并與市場結合；國家設立國家銀行，來解決各合作社的融資問題。馬克思批判的是：合作制與市場是不兼容的，市場本身會用各種辦法來違背法律的規定，為自己開辟道路。

市場具有強大的力量，它能對各種要素標明價格，有價格就會有買賣。市場不只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它還會選擇一種與它相適應的所有制形式。我們可能很難把所有制形式固定在我們原有的價值觀念上。面對這些問題，我們還是要堅持事實判斷，我們要看到，在這個過程中，某些意義上是市場在選擇所有制形式，這種變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問題在于，土地私有制是否也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大趨勢？即使法律有心保護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也只能且戰且退，以進攻姿態維持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估計更成問題。如果是這樣，該怎么應對？這是一個時代挑戰，是我們在今后必須認真對待的新問題。

總的方向筆者覺得還是清晰的。筆者把農業發展概括為土地流轉，規模連片經營；這些年還有一個明顯變化是農業特色產品種植開始逐步規模化經營了；另一個就是說目前對整個農業和農村從生態文明的角度賦予了新的含義。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