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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關于具體的事件的記錄，一般是外國人幫印度人記錄的。比如說我們的玄奘，沒有一個民族像我們這樣辛勤地記錄我們自己的歷史。從公元前841年就有逐年可考的文字記載的歷史。正史就有《二十五史》，其他各類史那就更加多了。

從鴉片戰爭到孫中山

用史學家范文瀾先生的講法，第一次鴉片戰爭打出了兩個人，他們開始睜眼看世界——一個是林則徐，一個是魏源。魏源在他的名作《海國圖志》序中說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經典判斷，這是振聾發聵的，這是新時代的夷夏之辨，一直到今天，我們以國際接軌的名義，就是要向西方學習。

西方對我們來說，一般有兩副面孔：老師和敵人。如果外部關系和緩的時候，西方的那種老師的面孔就清晰起來了。有時候則擺出一副敵人的面孔。

所以我們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就發出了要向西方學習的口號，并且最后通過向西方學習而戰勝西方，所以我們把最早的正眼看世界的這批人叫做最早的趕超人。

第二次鴉片戰爭又打出了一部書，這部書就是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在書中，他這樣說：

有天地開辟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沖冠發指者，則今日之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于小夷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

馮桂芬作為洋務運動的一個精神領袖，他當時對中國的判斷還是地大物博，經濟可以自給自足無需外貿，而這種情況從晚明一直到馮桂芬，都是這樣。

馮桂芬

事實上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的紡織業主大為興奮，說終于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只要中國人當中十個人里面有一個人把自己的襯衫稍微加長一寸，那么所有的英國的紡織廠可以日夜開工，都滿足不了中國市場的需求。事實上他們誤算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后，英國對中國的紡織品的輸出增長微乎其微。

后來他們派人調研，發現中國有頑強的家庭手工業和紡織業、農業相結合的家庭紡織業，它有力地阻礙了萬里運來的機器制品。所以它彌補它的貿易逆差的還是要靠鴉片。他分析戰爭的失敗原因時，這樣說：

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

他的這本書完成于1862年左右。洋務運動派在189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以后，很多精神資源都來自馮桂芬，于是引進成套的西方軍事工業的設備來生產我們的武器，包括槍炮輪船，這才有了江南制造局。有了可以制造武器的重工業，那么就可以“夫而后內可以蕩平區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長瀛寰，夫而后可以復本有之強，夫而后可以雪從前之恥，夫而后完然為廣運萬里！”

后來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其實就是出自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馮對趕超西方的路線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規劃。他也分了三步：

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

160年過去了，我們現在才可以告慰馮桂芬先生。我們現在剛剛達到“并跑”，之前是跟跑，以后是領跑。我們工業化的主力部隊還在追。

中國的現代化，核心就是工業化。之前有幾個老問題：為什么中國沒有資本主義而西方有？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思想而西方有？為什么中國沒有民主而西方有等等。這一系列問題問錯了對象，我們應該問為什么歐洲有，所有非歐洲都沒有。

就工業化的歷史本身來說，說歐洲和英國也還是太寬泛了，主要是在英格蘭。為什么大航海以后的將近300年，在英格蘭發生了工業化，這才是問題的實質，而所有非西方的非英格蘭的都沒有發生。很多問題因為發問的錯誤使得所有的回答失效。

第二點，英國的工業化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為。我們自宋以來的經濟狀況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輔助于必要的市場供給，它不可能通過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而把整個農業增長也卷入到市場里面來，逐步的吞噬原來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而這一個過程只有在英國以及法國和德國的某些區域發生，這個可以參照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有關章節。

第三點，則是由軍事工業到民用工業。我們建國初從蘇聯引進的156個工業項目，重點還是軍事工業為主。

甲午戰爭又打出了一個人和一本書，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他在書中寫到：

若中國各書院人人都學習西方有用之書，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材之眾，竭其聰明才力，不難駕西人而上之……誠使設大小學館，以育英才，開上下議院，以集眾益，精理農商，藉植富國之本，簡練水陸，用伐強敵之謀，由強企霸，由霸圖王，四海歸仁，萬物得所……年后中國商務之利有不與歐西并駕者，吾不信也。

我讀過不少印度的近代史記錄，很少有這樣的話語。

甲午戰爭當然也震驚了另一個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嚴復。嚴復在天津的《直報》上發表文章，認為“救亡”乃是時代的議題，他批判韓愈等君主專制論，提出以德養民，后來毛澤東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理念其實就是源于嚴復。

甲午戰爭之后的《馬關條約》割讓出了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當然后來有三國干涉還遼事件，遼東算是保住了，但賠款達到了2.3億白銀。1894和1895年的財政收入有多少？不過才七八千萬。賠款就相當于清政府的三年全部財政，只能拿關稅作為抵押、日本這一仗是后來崛起的根本因素，因為賠款就相當于日本四到五年的財政，有這筆財政的注入，所以他在1905年敢于和什么沙俄打了一場日俄戰爭，賭贏了；第三次再賭，日本想吞并中國，并且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最終慘敗。

但是中日甲午戰爭打完之后，清政府官方派人到日本學習，興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

他們講他們要搞明白一個秘密，日本何以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學西方而成功，就把大清打敗了？嚴復當初提出了“兩個三十年計劃”，認為差不多要到1955年就可以和西方并駕齊驅。但因為他本人牽扯到戊戌變法的黨爭中，受到牽連，晚年后來大量的精力主要用來搞翻譯。

近代著名翻譯家嚴復

嚴復是第一個用西方的標準來觀察和批判和裁量中國事務的第一人。但是他晚年趨于保守，他密切關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受到了震撼，在給他一個學生的一封信中，寫到“歐洲四年亙古未有有之血戰，無非是八個字：利己殺人，寡廉鮮恥。”他認為原來批判的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恩澤寰宇！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夕寫成《日本變政考》，主要考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制度建設和軍事各方面的變動。在書中他寫到：

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他寫這本書的時候是1898年，說“十年而霸圖定”，那就是1908年，那時候的大清差不多快完了。光緒帝和慈禧先后死去，宣統匆忙上位搞所謂的“立憲”，又借債去搞鐵路建設了，結果一場辛亥革命就把清政府推翻了。

這么大的一個帝國，武漢的幾聲槍響就能把它摧垮？其實是大清已經是風燭殘年失血過多，自動倒下了。清朝已經無力執行民族復興和趕超的重任，這個政權也必然失敗，被推翻。

孫中山講趕超講了很多，他1917年說：

以我四萬萬眾優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吾決十年之后，必能駕歐美而上之也。

同盟會的和保皇黨梁啟超在日本在《新民叢報》上開展論戰。康梁的意思是中國的歷史只能是循序漸進，尤其政體，從君主專制過渡到君主立憲，再過渡到民主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