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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華民族在即將實現偉大復興的那一刻，其中主要的標志還是技術和經濟上，尤其是高端技術和制造業方面。

當這兩個方面的最后一步的進口替代完成以后，我們就能夠自己造各種產品。到那時，中國也就達到世界一流了。

所以近代以來的民族自信，一般來講，只能從未來的成功現代化的實踐里面去尋找。這40年來，尤其是近10年，我們似乎找到了一種民族自信。所以我對所有的關于高端技術、卡脖子技術的突破，都非常驚喜。中華民族趕超的那些堅實的腳印，就是通過那些個所謂卡脖子工程、卡脖子技術一個個的突破來完成的。

2015年5月8日，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制造2025》的通知

一旦某種技術被突破，與之相關的同類產品的市場價格，一般就最少降低30%，最多可以降低到70%。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它通過先進的技術和制造業造成高額的壟斷利潤。一旦我們突破了以后，它就只能把價格降下來和我們競爭。

所以說，作為生產者要有愛國主義情懷，生產出更好的高技術產品，鼓勵消費者到你這里買，高利潤也就不會流向西方了。

如果西方的高利潤產品價格都降下來了，那么他們的高利潤就會斷掉，相應地，投入的研發費用，還有高工資和高福利都無法應對。一旦這個鏈就斷掉，他就出問題了，他的人權民主制度就成了內部不斷惡化斗爭的誘因。不要高估了西方的人權民主，沒有外部資源的源源導入，他們是維持不住的。

我詳細研究過古希臘民主，它的民主時間其實很短。從公元前499年希波戰爭爆發，到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希臘有近50年所謂輝煌的民族歷史。其中雅典最為優秀輝煌的30年，是伯里克利統治時期的30年。但不要忘記了他是寡頭，與其說是人民選了他，倒不如說是他領導了人民。在他那個時代，雅典總共也就二三十萬人，他卻搞了很多恢宏的工程，憑的是什么呢？一個原因就是希波戰爭以后，希臘就成為整個地中海的海上霸權帝國。它的同盟叫“提洛同盟”，所有同盟城邦每年都要向它交保護費。

這些以黃金為主要形式的保護費都儲備在提洛島上。而伯里克利執政第二年就把金庫提到雅典來了，所以有大量的同盟的公款進入到雅典。然后海軍保護的各個港口，各港的貿易費用也流向了雅典。因為民主意味著財富的分配，這些財富的持續的向雅典的流動，給了雅典公民很多分配的福利。但是雅典只有公民者才有權分配，公民大概5萬人左右，并不包括女人小孩和外邦人。

所以公民就是特權的意思，有參與公共財富分配的權利。分配官職也就是分配報酬的意思，沒有這個東西也就沒有民主。后來和平了，別人不愿意提交保護費了，然后他們還投靠了斯巴達。到后來雅典民主的結局就是內斗不斷，最后崩潰了。

西方近代民主化的一個特點，就是它要有一個大量的外部資源向內部導入，使得內部的分配和機會有增加的客觀條件。而今天的中國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沒有這個條件，只能依靠自己苦干。所以我們把人權解釋為發展權是天經地義的。

也由此，隨著中國的崛起，改變了全球財富的流動和配置，這也引起了美國霸權的生存焦慮。在座的人當中將要看到一個巨大的變化，因此所謂重建話語，就是要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行重新認識。這應該成為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出發點。

重建話語權

最后再講一講所謂話語權，它跟隨于民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以及因為成功而提升的民族自信。所以民族自信是話語權重建的核心要素。

我們GDP總量已經穩居全球第二，而且再過十到二十年，GDP還會超過美國。只要我們不犯一些大的錯誤的話，這趨勢不會變。目前，貨物貿易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我們內部的市場到明年也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至于制造業的總產值，我們也超過美國、日本、德國的總額了。

這些數據和這些經驗知識是我們最自信的底氣。有了這一個自信，我們對自己的看法和對西方的看法已經都不太一樣。由此我們也要對中國話語進行重建。以西方為中心，以西方為尺度來考察我們自身事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所謂重建是重建價值側重，我們要以中國的尺度來看中國的近代和古代；用中國的尺度來看西方的近代和古代；尋找中國的尺度及中國的方法是話語重建的核心。

中國有那么多的好故事，可是學術界卻不能把這個好故事講出來。我個人認為，第一是因為自信不足；第二個中國語詞不足，這是個大問題。

多年前我在美國開會時講過一句話，后來被人引用了，我說現在所有用來描述中國故事的keywords（關鍵詞語），都來自西方，除了三個詞——“小康”、“和諧”與費孝通的“差序格局”。而且中國也有很多現代語詞是通過日本翻譯英文詞匯得來的。不用這些來源于西方的翻譯語詞，中國的很多理論與判斷無法搭建起來。

很多復雜原因導致我們的學術界不得不必須采用這些概念。不用它們，你不能說；用它們，你亂說——不能準確的將我們現實中國社會的客觀形式表達出來。這是我們多年苦惱的問題。

現在黨中央當然也制造了一些新的語詞，雖然其中有的語詞也借用自西方，但表達了不同的理念，舉個例子，我們講的“一帶一路”就講的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贏。

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需要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圖源：社科網）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外交問題，叫“結伴不結盟”。它是一個重要的關于中國國際關系的理論，針對的是西方維斯特伐利亞體系。后者指代軍事同盟，追求結盟均衡。西方人用軍事結盟來保持所謂和平狀態，這也是“一戰”、“二戰”爆發的原因。如果我們兩個人不結盟，然后吵起來，那么總會有旁人拉架。可是如果兩伙人結盟，然后吵起來，那么架最終都要打起來。

因此，中國吸取教訓——西方國際關系體系里面有非常嚴重的弱點。西方人將結盟看作最重要的問題，結盟一旦不均衡，戰爭就容易爆發。而中國不搞軍事同盟。所以“結伴不結盟”是一個新的話語。其來源是西方，意思卻是中國的。當然前提條件是中國也有足夠的軍事自衛能力。

中國“結伴不結盟”是新的趨勢。“十八大”還提出要完善治理體系的理念。“治理體制”也是中國語詞，雖然在西方也有所對應。中國“十八大”三次全會重大的貢獻就是提出要實現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我們八、九十年代主要討論政體問題，政體是中國過去沒有的治理體系概念。當時的國人引進政體概念和政體分類概念，但只能將中國生搬硬套進這些概念之中。

400年前，西方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后寫過一本書，叫《利瑪竇中國札記》。利瑪竇想要在這本書中討論中國的政體，卻把他自己的腦子搞糊涂了。因為在他那個年代西方的政治分類傳統源自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將政體分為三類：君主制、貴族制、共和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