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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短考察自由主義的演變之前，先要檢驗它理論上的出發點。

討論自由主義哲學，肯定要提到的思想家，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密爾。康德講自主（autonomy，或自律）的個人；密爾講個性。自主是根本性的:人只有不被任何外物所鉗制，才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個性也非常重要，是人生最寶貴的。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并發展個性；個性壓抑意味著人生的缺陷或不完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強調的自主性，指涉獨立于任何特定社會關系的個人，因而是抽象、普世無差別的原子個人。

自由主義這一預設的現實基礎是什么？從起源論的角度來看，歷史上康德的原子個人，不過是16至18世紀開始出現的作為市場主體的個人。他必須是獨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他人或共同體，否則就不可能自由進入市場。他還必須擁有一定的資產，對無產者來說即其勞動力，并且對該資產擁有控制權或處置權：他有權在市場中自由地交換自己的資產，包括出賣自身的勞動。自由主義以自主個人的生命和財產為要，神圣不可侵犯。當然，市場主體也必然追求各自的利益，即肯定是理性的。

自由主義者認為，這種獨立的、擁有資產的、理性的原子化個人，是歷史的主體，是整個人類歷史的出發點。尤其他還是人類道德準則、倫理生活的根源和載體。只有尊重自主的個人，法律、政治、及其他一切制度安排才有正當性。這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出發點。此后的一系列發展，從無形之手、社會契約，直到晚近的理性選擇、公共選擇、新政治經濟學^[2]，乃至"分析馬克思主義"等，各種建立在方法論個體主義基礎上的哲學社會學說，即使不都是自由主義理論預設的體現、應用或推廣，其間互為援手、相得益彰的關系，卻是不爭的事實。

但在理論上，這個出發點隱含著一個悖論、一個撕裂自身的內在矛盾。如果原子個體的基本背景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而市場活動的目的只是追求沒有特殊性的一般等價物（錢或權力等一般交換價值），那么密爾認為至尊的寶貴的個性豈不與個人的基本活動完全脫節？當然，可以說脫離一切社會關系的原子個人的個性，實際上本來就是沒有任何特殊性的個性，它與追求沒有特殊性的一般交換價值的基本活動，倒也不失互為前提、互相建構。

但是，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卻意味著一個不可接受的后果，即接受一種無道德、個性缺失的文化，或道德文化上的虛無主義。^[3]由于個性對藝術至關緊要，市場，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原子個人的市場活動，不相容于藝術。任何真正的藝術家（不僅浪漫派，也包括現代派）也勢必對市場、對資本主義懷有深刻的敵意。自由主義內涵的道德虛無主義，受到前現代保守主義的嚴厲抨擊：我們有共同體，有自己的特性，有對父母、鄰里和祖國的義務和承諾等等很多構成個性的特殊關懷；但自由主義者，除了體現在錢和權的空虛的一般等價物，別無所有。這一批評擊中要害。馬克思主義者也認為，藝術和文化繁榮的真正土壤，必然在市場之外真正追求個性的自由人創造活動的領域。

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自由主義演變的幾個主要階段。

19世紀自由主義的現實基礎是自由貿易。自由派認為，自由貿易再加上法治，社會進步就有了保障。為什么法治那么重要呢？因為它是人身安全、私有財產和個體自由的必要條件。他們那時還顧不上民主，關心的主要是后來伯林（Isaiah Berlin）所述的"消極自由"。即政府除了制定交通規則一類公共生活的基本準則（即充當守夜人）以外，對個人的人身、財產、言論等自由和其他不傷及他人的活動，一概保護而不得干涉。

與此相比，黑格爾，雖然也生活在19世紀，卻要更為高明。主要表現在消極自由之外，他還特別強調每個公民享有參與公共生活的自由，和擔任公務員參與立法的平等權利。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于，市場經濟需要法律的規范。如果立法權被一部分人、即特殊利益集團所壟斷，那么由此產生的法律勢必向該集團傾斜，很難為市場經濟提供適當的保護。因此，黑格爾力主的保證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進入立法過程，就超出了19世紀自由派主流"消極自由"的眼界，而進入了"積極自由"的領域。這一主張，隨后成為自由主義一個重要的思想資源。

這一資源在20世紀30年代的現實經濟生活中被激活，并得到不同形式的運用。其背景是一個歷史過程：19世紀的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又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而破了產。1929年開始，西方世界爆發了空前的經濟大危機。如何應對？于是有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兩者的共同要點無非是國家干預經濟。30年代的新（政）自由主義與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強調政府干預，保障的是積極自由（如充分就業）；后者反對政府干預，主張徹底的消極自由。

在二戰以后的冷戰時代，本來被自由主義者冷落的民主被提上日程。動力是冷戰中要搶占道義制高點。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昭示了蘇聯的極權制度，而自由世界卻是民主社會。在全世界推進民主，以民主為號召與蘇聯模式對抗，是冷戰自由主義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西方二戰后的許多舉措和演變，也只有置于冷戰的情景和語境中才能得到恰當的理解。

不過民主，無論倡導者的本意如何，在邏輯上或客觀上，都為爭取積極自由打開了大門。自由主義的兩位重要代表，哈耶克和波普爾，始終堅持消極自由，堅決反對國家干預和民主事業；認為政府在守夜人職責以外的任何舉措，都是對自由的侵犯和通向奴役之路。哈耶克這一派的自由放任主義在西方長期被新政自由主義冷落，處于邊緣地位，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強勢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