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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農作物育種領域論文數量排行榜，中國居于榜首，超過美國、日本等國家。中國種業論文數量世界第一，占全球作物育種領域全部論文量的20%。但“論文強國”為何沒能造就“種業強國”？

近年來，我國不斷增強新品種的研發能力，做到了中國糧主要用“中國種”。然而，國內種企的科研能力依然較弱，種業創新面臨的“兩張皮”問題亟待加快解決。

促進產學研用協同創新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當前正值春耕用種的旺季。在江西贛州定南縣嶺北鎮大屋村，樂風農機合作社的水稻種植基地里，水稻秧苗一片綠色，微風過后泛起綠浪。合作社的種糧大戶李金明行走在田間，不時彎腰小心翼翼地查看長勢。“種地先要選好種。如今，縣里實施優質稻米工程，今年我用的品種，便于機械插秧，不僅產量穩定，而且抗性強。”

“我國農業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種子改良史。”農業農村部副部長張桃林說，以矮化育種、雜種優勢利用等為代表，每一次種子上的突破，都給農業帶來了革命性變化，推動了農業主導品種的更新換代。截至目前，全國選育農作物品種4萬多個，申請植物新品種保護達到2.7萬個，授權品種超過1.1萬個。據統計，2018年品種權申請量4854件，位居世界第一。

從外部看，種業創新的動力在增加。全球種業正面臨新一輪科技革命，以基因編輯為代表的生物技術、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等新技術革命迅速推進。張桃林認為，我國種業要堅持科技創新與體制創新，推動創新要素按市場規則優化配置，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引領現代種業技術變革。

種業已成為農業先進科技的載體，創新注定是種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種子協會顧問組組長李立秋說，談種業就必須講創新，種業是典型的高科技領域，小小的一粒種子蘊藏了大量的科技信息。培育一個新品種，經過育種、審定、推廣，最快要8年才能上市，有些甚至是幾代育種人努力的結果。只有創新的體制機制跟上步伐，種業的進程才能加快。

我國種業為何突破性大，品種卻不多？答案就在“兩個80%”——我國80%的種業科技人員集中在科研單位，而80%的種子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育種隊伍和論文成果，但這些成果不少卻在發過論文、評完職稱后束之高閣，成為“鐵皮柜里的成果”。與此同時，市場在苦苦尋覓新品種。產學研流通不暢，科研與生產存在“兩張皮”問題。

“科技成果如何轉化為競爭力？不能只靠企業，也要靠科研院所；企業需要科研院所插上科技翅膀。”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農業大學教授蓋鈞鎰說，要大力推動院所高校的育種技術、種質創新等基礎性、公益性育種研究；支持企業的應用性研究及其商業化運作，雙輪驅動種業科技創新體系。通過產學研緊密結合，促進科研院所和種業企業聯合攻關。

推動創新資源流動起來

“科研單位要著力提升種業基礎性公益性服務能力和水平，夯實種業創新基礎，為企業創新育種提供不竭的科技源泉。”中國工程院院士、沈陽農業大學教授陳溫福說，圍繞這個目標，科研單位一方面做加法，加強其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一方面做減法，把商業性、競爭性領域的事情交給企業。

首先是切實保護品種權。此前，業內一度流行“育種不如買種，買種不如偷種”的說法。一個玉米新品種需要15年才能收回成本。創新如此之難，但套牌卻很簡單，只要從地里拿走一根玉米棒子就可以私繁濫制。“如果不能加強對品種權的保護，就沒人愿意投入搞育種了。”李立秋說，要加強新品種保護，鼓勵種業原始創新。

更重要的是讓科研院所的資源“活”起來。2014年，國家在4家中央科研單位啟動種業權益改革。“賦權、讓利”是這項改革的核心，劃定科研人員對新品種權的權益比例不低于40%，對育種材料的比例不低于60%，大大高于當時“不低于20%”的最低限，極大調動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目前，全國已有122家單位參與到改革試點中，改革成果幾乎覆蓋了所有作物類型。

“種業權益改革調動了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也引導科研成果更接地氣。”中國農科院副院長萬建民介紹，農科院作物所是首批4家試點單位之一，在具體權益比例上探索按照資金來源分類實施。比如，由國家財政資金支持取得的成果，個人所占比例是50%，而由個人出資取得的成果，個人占比可高達70%。同時規定，科研人員享有的知識產權相關權益，不因工作單位和崗位變動而喪失。

從2016年開始，四川省每年投入4800萬元，支持10家種子企業牽頭良種攻關項目，并鼓勵30余家企業參與協同攻關。“通過權益改革，科研院所將成果轉化收益的70%至90%用于獎勵科研成果完成人、支撐團隊及相關人員。目前，全省到企業兼職的種業科研人員有大約200名，有10余名科技人員創辦了種子企業。”四川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肖小余介紹。

釋放商業化育種活力

“種業競爭的關鍵在于科技水平，種業企業首先必須是科技領先型企業。目前實質性科技領先的種業企業屈指可數，這種狀況不改變，中國的種業將失去競爭的機會。”蓋鈞鎰說。

隆平高科種業研究院院長楊遠柱介紹，公司經過10多年的創新，選育出“隆兩優”和“晶兩優”等優質抗病水稻品種。他認為，品種的成功源自企業育種方向決策委員會的建立。在這個機構中，研發人員僅占三分之一，更多的是直接面向市場的生產、銷售人員。

育種方向確定后，如何育種是關鍵。“我們把育種分成若干段，不育系研發組只選育不育系，恢復系研發組只選育恢復系，抗性鑒定與篩選組的只研究病蟲害抗性，專業分工、規模化選育，使小概率的偶然事件變成必然結果。”楊遠柱說，商業化育種體系不再是育種家的單打獨斗，而是專業分工、資源共享的育種新體系。隆平高科一年新配制水稻組合3萬余個，玉米組合8萬余個，這是以往課題組式育種規模的上百倍。

荃銀高科是我國知名的育種企業。公司成立時，拿出35%的期權股聚合了一批水稻專家及青年人才，同時與院所高校開展合作，實現了企業快速發展。上市后，公司與安徽省農科院在全國率先實施科企合作，共建“分子育種聯合實驗室”。公司副總經理張從合介紹，目前，荃銀高科雜交水稻應用研究在全國種子企業中位居第二位，年均研發費用約占銷售收入的5%。已選育并通過審定雜交水稻品種114個，其中國審品種60個。

如何將基礎研究成果與應用研究有效結合？在農業農村部支持下，荃銀高科牽頭專家團隊組建“6+1”國家水稻商業化分子育種技術創新聯盟，探索科企合作新模式。如今，聯盟已實現實體化運作，成立農作物分子育種技術公司，領跑雜交水稻技術創新。

實現種業強國目標，要構建以大型種業集團為龍頭、以專業化種子企業為支撐、以服務型種子企業為配套的企業集群。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司長張延秋告訴記者，2018年主要農作物國審品種中，企業審定品種占77%，企業在品種審定中的主體地位凸顯。

蓋鈞鎰建議，推動規模化企業成立種業科技基金，用以開展研發、合作和種業人才培養。今后政府對種子企業的評價，關鍵要評價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引導企業建立自己的創新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