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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峰:碰到偏執型上訪者,還得當一回心理醫生
關鍵字: 我不是潘金蓮李雪蓮范冰冰上訪信訪類似這種上訪,缺乏政策和法律上的依據,按照程序作出的鑒定也不支持上訪人的訴求,政府不可能承擔上訪人所宣稱的那些責任。有些上訪案件的發生時間距離未遠,尚可能通過各種鑒定程序、調查程序明確責任。一些發生時間久遠的事項,政府已經不可能通過鑒定程序、調查程序來確定責任的歸結和承擔。缺乏法定程序的認定,政府當然不能也不應該主動承擔責任。在這種情形下,面對偏執的上訪人,政府便無法洗脫“罪名”;信訪工作人員很容易陷入無處用力、無法息訪的狀態。
第四,偏信“正義”的涉法涉訴上訪。所謂偏信“正義”是指上訪人堅持認為,自己訴求的實現,才是正義的實現;只要自己的訴求尚未得到滿足,就會堅持不斷上訪,聲稱司法不公正、法官徇私舞弊、警察徇私枉法,要求政法機關重新受理、再審自己的案件。
這些上訪案件往往經過了各級政法機關多次審查,政法機關難以在法律范圍內滿足上訪人的訴求,這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是正常的訴訟風險,應該由當事人承擔不利或敗訴的后果,但當事人不理解、不認可法律的風險分配和制度安排,堅持認為政法機關應當不計一切去查明真相。
有些是案件發生時搜集、固定證據不及時,導致時過境遷后真相難以查明,這其中可能有當事人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政法機關方面的原因。政法機關方面的原因可能示當時調查取證程序不規范、不完善、不嚴密,也可能是受當時科學技術水平和應用范圍的限制,未能及時取得有效證據,還有可能存在違法、腐敗現象,當事人的懷疑合理,但現在又無法證實。
從治理的角度去看,各種情形都屬于社會正常現象。但在具體案件中,這些“正常”現象導致了當事人生活的重大悲劇,意味著他們生活的重大轉折或挫折,當事人從心理上就是不接受,因此堅持上訪,尋求自己心中的“正義”。
偏執型上訪主要存在于以上幾種典型情形中,但并不是說,以上情形的上訪都屬于偏執型上訪;而且,偏執型上訪的案件范圍非常廣泛,上述典型列舉遠遠不夠。偏執型上訪,甚至很難構成一個治理性概念,更不可能構成一個法律性概念。
它是一個源自實務工作感受的概念,是對社會現象的不精確概括,其外延較難明確,所指事項的邊界較為模糊,至少在目前的認識能力范圍如此。偏執型上訪有上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也與社會轉型與發展,應對上訪、治理上訪的體制變遷密切相關,具有特定的性質,需要從社會科學層面予以剖析。
偏執型上訪的發生,還源自上訪人的期待與制度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上訪人期待從現實制度體系中尋找訴求滿足的突破口,而這種期待與制度現實之間的張力是無法彌合的,這也是偏執型上訪的治理困境之所在。
電影海報
偏執型上訪的特征
從日常生活的遭遇或常理而言,偏執型上訪人也許有諸多讓人非常同情的事由,很多人也確是走投無路。但從法律或政策規范去看,偏執型上訪的訴求很難被容納進法治范圍之內。仔細分析這種類型的上訪,它具有一些顯著的特征:
第一,偏執型上訪的訴求屬于無理的范疇。以上訪訴求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為標準,上訪可以分為有理上訪、無理上訪、協商型上訪。
有理上訪是當事人的法定權益受到侵犯的上訪,
無理上訪是當事人訴求明顯不合法、不合理的上訪,
協商型上訪是合法性比較模糊的上訪,上訪人不一定有法定權益受到侵犯,其上訪可能改變法律和政策規定。
放在上訪的這一分類體系中,偏執型上訪應屬無理上訪。這是對上訪事項和行為的性質進行規范性的大體判斷,不涉及上訪人的動機、生活境遇、社會環境等外在情況。
當然,偏執型上訪與無理上訪中典型的謀利型上訪有著巨大的差異。謀利型上訪中,當事人的動機和出發點是借上訪謀取利益,他們明知自己的上訪訴求不合法、也不合理,但因抓住了基層政府的弱點而可以借此謀利。
偏執型上訪與此不同,他們可能在上訪過程中得到了小恩小惠,得到政府的扶助,但他們在理念和動機上是堅信自己上訪是追求“正義”只是這種“正義”基于他們的個人理解,這種理解與制度環境有著巨大的偏差。不過,由于動機是內在于個人的,很難探測,所以有時上訪人的心態到底是謀利還是偏執,并不是太容易區分,甚至可能出現上訪人兼具兩種心態的情況。
偏執型上訪與維權型上訪在性質上截然不同,前者屬于無理上訪,后者屬于有理上訪。但兩者在上訪的理念和動機上有著高度類似之處,上訪人都堅信自己的上訪行為是維護權益、尋求正義。只不過,維權型上訪建立在正確認知的基礎上,而偏執型上訪建立在錯誤認知的基礎上。接訪者往往對偏執型上訪人做過多次解釋說服工作,并不能改變上訪人的認知偏差。
例如:十堰李某長達十多年的涉法上訪,起因是其獨子傍晚在街頭被人故意傷害致死,案件一直未破。李某堅持認為,害死其兒子的是時任某區公安局副局長張某的侄子,案件不能偵破是因張某阻礙辦案。這起上訪案件曾經幾級政府督辦,沒有實質進展,無法證實上訪人聲稱的事項,也無法說服上訪人息訪。
類似的刑案“失獨”者持續、偏執的上訪頗為多見,他們一門心思多年堅持上訪尋求正義,要求政法機關查明事實、偵破案件。他們“失獨”的遭遇非常值得同情,但在法律的框架下,查明事實、偵破案件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存在多方面的風險,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能偵破,尤其是時過境遷后,上訪人所堅信的“正義”很難實現。
偏執型上訪與協商型上訪也有著明顯的區別,偏執型上訪所針對的事項在法律框架內不具有可協商性,是政府按照既有法律和政策無法解決的。同樣是“失獨”者的上訪,刑案“失獨”者上訪與一般的“失獨”者上訪訴求有所不同,其上訪的性質也有所差異。
- 原標題:陳柏峰:黨群關系中的“李雪蓮”有多重要?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責任編輯: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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