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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開啟的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大潮洶涌澎湃，已經30多年了，中國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之相伴隨的是巨大的社會變遷和進步。

對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全球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一些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經過仔細的觀察大都是承認的，甚至有的稱之為“中國的奇跡”。但是，對于這一奇跡發生的背后原因，卻有著不同的解讀。

由于中國經濟的改革是從引入市場機制開始，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因此，在一段時間內，不少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內生增長理論來解釋，由此鼓吹在中國實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西方政治學家普遍相信馬克思主義是窮人的信仰，只要經濟發展催生中產階級，中國的政治體制必然回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他們認為，“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的民主化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唯一路徑。

但我們的有些經濟學家由于身處中國改革的環境中，近距離地觀察改革的實踐，因此看到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自己一些獨特的實踐和創新，并作了理論上的分析，但不少人囿于西方經濟學的窠臼，仍然把其歸諸于經濟轉型時期的過渡做法，認為中國的發展最終會走上西方的道路。

2008年，對于中國經濟增長和中國道路的研究和討論來說是一個轉折點。那一年肇始于美國進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及隨后而來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了西方模式存在的諸多問題和弊端，它并不是現代化的普適模式，西方國家的高福利、高消費也不可持續，希臘、意大利以及歐洲那么多國家至今還陷于危機的泥潭足以說明問題。而中國在選擇性學習市場經濟國家經驗的基礎上，依據國情所進行的創新實踐，已發展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道路。

在應對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表現出遠比西方國家有效的應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穩定器”。這種鮮明的對比使人們意識到西方模式是一些國家在特殊歷史時期為實現現代化所進行努力的結果，它的實現需要一定的條件，不僅不是普適的，而且因其局限性需要不斷調整，否則無法擺脫困境，走出危機。相反，中國道路的一些重要因素和實踐，如混合經濟的健康發展，政府的規劃協作作用，機遇、協商、實驗的社會改革方式，公平、正義的探索，等等，則顯示出了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和力量。

于是乎，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中國模式的成功和發展使人們看到世界上確實存在一條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后，那些把西方模式當作歷史終結模式的人按捺不住了，紛紛跑出來，極不負責地隨意攻擊和指責中國道路這也不是，那也不對。這種攻擊和指責在最近甚至發展到，拿中國在倫敦奧運會上獲得金牌之多說事，通過批評中國體育訓練的“舉國體制”來攻擊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更有甚者，還有人把西方的危機不是歸罪于歐美金融寡頭，而是遷怒于中國的發展模式。這種話語暴力現象令人匪夷所思，難以容忍，它提醒我們要高度重視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研究和中國話語的建立。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我們也為這些著作先后舉辦了一系列高層學術論壇，探討走中國自己的路的重要性，嘗試建立中國話語。

早在2009年10月，我們在法蘭克福舉辦了以“解釋中國奇跡之謎”為主題的國際高層論壇，2011年8月在上海舉辦了“中國道路與中華文明”論壇，今年4月又和春秋綜合研究院聯合在倫敦又舉辦了“中國發展新浪潮”國際高層論壇，包括歐洲政要、諾獎得主、專家學者在內的各界人士應邀出席會議，發表演講。

今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再度聯手春秋研究院，邀請專家學者，在“世紀中國論壇”這一群賢畢至的平臺上，圍繞“全球金融危機下中國道路的展望”這一主題繼續展開深入探討，以期從更加多元的角度理性分析中國道路，省視多年來中國卓有成效的改革之旅，探尋未來世界變革中的中國發展之路。今天論壇的演講嘉賓——張維為先生、黃仁偉先生、史正富先生、張軍先生，長期以來從各自的學術領域出發，在中國問題研究方面皆有不凡建樹，他們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及其發展走向都有各自獨特的解讀。今天在這里他們將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講出來與大家分享。對此，我代表論壇舉辦單位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興起，現在世界上已經有了不少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解釋，但還少有關于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有力說明，這就是我們不斷舉辦論壇，討論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原因。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學者參與進來，為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的建設貢獻力量，使其擁有世界級的震撼力。

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諄諄告誡我們，中國的現代化要“走自己的路”。中國這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路我們走對了，要繼續走下去。

（陳昕是世紀出版集團總裁，本文為作者在2012年上海書展“全球金融危機下中國道路的展望”高峰論壇上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