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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一詞為梵文Bodhi的音譯，意思是覺悟、智慧。佛門中，菩提樹是圣樹，相傳佛陀是在菩提樹下遇仙成道的。世俗語匯里，菩提樹是一棵覺悟的智慧之樹。出版工作也是需要大覺大悟、大智大慧的。回望我的出版生涯，最初的覺悟之地就在學林出版社，所以，它不僅是我出版工作的出發地，也是我出版事業的“菩提樹”。

學林出版社成立于1981年2月，在當時上海市出版局研究室的基礎上組建，以出版學術理論著作為特色，屬于綜合性出版社。出版物布局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并在全國首家承辦自費出版業務。成立之初，由出版局副局長劉培康同志兼任社長，編政由柳肇瑞、歐陽文彬兩位同志主持。由于歐陽文彬同志不久就請了創作假，日常工作就由柳肇瑞同志具體負責。

1977年8月，我從沈陽軍區第360團復員回到上海。由于我在部隊擔任過《前進報》、《沈陽日報》等報社的通訊員，并曾被評為優秀通訊員，所以徐匯區復員退伍轉業軍人安置辦公室將我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先是在組織處任干事，一年后經我反復要求，組織上同意我到出版局資料室擔任資料管理員，同時編輯一份內刊《編輯參考》。機關資料室在常人眼里只是一個小角落，資料員當然僅是一個小角色。但是出版局資料室卻是我的大學。在部隊服役期間我的學習先是廣泛涉獵文史哲經領域，后來主要轉到政治經濟學上，曾在報刊上發表過一些文章。出版局資料室藏有“文革”前所屬出版社出版的所有樣書，我十分得意于這片小天地，在這里精讀了《資本論》等經典著作，通讀了“文革”前出版的各類經濟學專著及“文革”前、“文革”中專供高級干部閱讀參考的灰皮書、白皮書系列（以西方前沿的經濟學、國際政治、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為主），瀏覽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大部分理論讀物。隨著閱讀的厚實、豐富，我對中國經濟的思考與寫作也隨之活躍，恰逢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很多，也很迫切，我的一些理論思考很得報刊的青睞。

1980年我曾在上海的《社會科學》雜志上發表了長篇論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內部存在商品生產”，接著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把計劃建立在市場的基礎上”一文，之后時有文章見諸報刊。時任上海辭書出版社社長巢峰同志讀到這些文字后把我借到該社參加編輯《簡明社會科學詞典》和《簡明西方經濟學詞典》，還約我為他主持編寫的《通俗政治經濟學》一書撰寫有關消費的部分。總之，在轉身做圖書編輯之前，我的閱讀生活、寫作生活都積累了一定的“底氣”，很渴望延伸到編輯工作中去弄大潮。恰逢其時，學林出版社成立，我作為第一批編輯人員加盟，負責經濟學讀物。30年后，回首自己編輯生涯的起步，依然十分欣慰，我是將桅桿、風帆都準備停當之后才“出海”遠航的。我常常對青年編輯們說，編輯最重要的是他的學術積累，以及由這份積累所生發出來的學術眼光和思想境界。好書是如何產生的？王一方同志在擔任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時對此有一段闡述，我很贊同。他說：“好書是一個愛讀書的人（編輯）與另一個愛讀書的人（作者）共同尋找、商討話題，謀篇布局而成，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人（作者）與另一個會寫文章的人（編輯）共同切磋文字，懷著‘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追求反復打磨出來的。”

一般說來，初創的新社缺乏積累，主要還不是在經濟與經營上，而是在作者的人脈資源（背后是作者的信任度與出版社的美譽度）上，新社要克服后發劣勢，短期內追趕甚至超越大社老社(常常聚集著一批大師與專家)，就要尋找新的競爭戰略，出奇兵（差異性）則是關鍵。剛當編輯時，與許多新編輯熱衷于向名家大師組稿一樣，我也嘗試過向大牌經濟學家組稿。由于對經濟學有系統的閱讀，很熟悉這個學科的資源地圖，全國哪所大學及研究院所，在哪個分支學科具有優勢，有哪幾位領軍人物，我心中都有一本細賬。我曾先后給吳敬璉、張卓元、趙人偉等諸多著名經濟學家發過約稿信函，但均石沉大海；我曾多次登門組稿也幾乎是全無效果。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陳觀烈教授的拜訪。陳觀烈教授是國內頂尖的貨幣銀行學專家，他在復旦大學開的貨幣銀行學一課很受學生的歡迎，我知道后便約他的學生陪我去其府上組稿，想出版他的貨幣銀行學講義。當我談完組稿的想法后，陳教授很坦然地告訴我，他已經被京滬兩地的大出版社“包圍”了，稿約都排到了數年之后，作為一個學者他十分愛惜自己的羽毛，不到深思熟慮未敢輕易立論著述，言外之意，我還聽出了即便他有了自己滿意的作品也不會輕率地“許配”給新成立的出版社。這番話雖然逆耳，卻道出了許多大學者心中真實的出版思維。毫無疑問，老一輩的名人是各家出版社“爭奪”的對象，不過，因為自然規律的作用，他們的新作總是有限的。如果眼睛只盯住他們，出版社的路將越走越窄。所以，從一開始，我就把注意力放在努力開掘新人新作上。我暗自揣摩，要將眼光更多地瞄準甚至鎖定經濟學界的新生代，傾心于那些未來10年、20年后的學術大師。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執拗，也是特定時期的特定學術發育機制要求我這樣做的。

20世紀80年代初，是一個特殊的學術開放與繁榮的年代，中國經濟學，乃至整個中國學術的“代際更替”恰好與“理論大轉軌”時期重疊，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又呼喚著經濟學理論的創新。這給新生代經濟學家的崛起提供了比常規時期更大的平臺與空間，更寬闊、快速的上升通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一夜之間需要數以千計的新銳經濟學家，時代呼喚著青年學人迅速成長，快速遞進，出版人在其中應發揮重要的作用。把握了這一新時期學術成長的規律也就堅定了組稿的方向。于是，我經常梭行在各所大學的校園里，手拿自己悉心整理的中國經濟學前沿選題清單，與這些青年學人討論、爭論，不久，就碰撞出一串串鮮活的思想火花和新的著譯書單來。

學林出版社成立后進了一些有出版理想和志向的青年編輯，如曹維勁、陳達凱等，他們后來都擔任了出版社的重要領導職務。對青年學人的培養和發掘是我們這些青年編輯當時議論的主要話題。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在社領導柳肇瑞等的支持下，1985年我們幾個青年編輯策劃了“青年學者叢書”，這是全國第一套面向青年學人的叢書，我負責其中的經濟學選題。“青年學者叢書”開宗明義地指出：“80年代中期，我國學術理論界有一股頗為引人矚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學者奮然崛起，以犀利的銳氣，獨到的見識和嚴謹的學風，向我們展現了不少令人振奮的新的研究成果。”“面對學術理論界新人輩出的形勢，出版工作者有責任把他們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會。這對于我國學術的繁榮和新人的成長都是十分有益的。”

這套叢書一經推出就受到了學術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好評，一時間全國的青年學人紛紛聚集旗下，希望能在其中有出版的機會。學界對這套叢書評價最高的是其中的經濟學著作。陳琦偉的《國際競爭論》旨在通過對傳統國際分工理論的探討和對學術界國際分工理論論戰的分析，提出一種反傳統的，新的國際分工理論——國際競爭型分工論，及其相應戰略——國際競爭力導向型戰略，試圖為我國對外經濟開放提供一種有戰略意義的理論依據。該書一出版就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反響，還得到了日本經濟學家的好評，并榮獲第二屆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不久陳琦偉還當選了上海社聯副主席。

符鋼戰、史正富、金重仁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分析》是中國第一部運用現代經濟學框架分析中國經濟運行的著作，它從社會主義國民收入生產、分配和使用的角度入手，從宏觀的角度分析了社會主義短缺經濟的總體運行過程。該書出版后好評如潮，獲得首屆“中國圖書獎”，評獎時有個小插曲，因為此書剛剛上市，東北地區一時還未到書，著名經濟學家、遼寧大學副校長宋則行教授作為評委拿到樣書看過以后，馬上請人復印一冊，置于案頭研讀。

金重仁還被匈牙利科學院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所請去，就此專題作了一周的演講。張志超的《匯率論》從整體上對匯率決定、匯率變動、匯率機制、匯率制度、匯率政策等進行了研究，并對人民幣匯價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周八駿的《國際收支論》對國際收支的四大問題，尤其是國際收支均衡問題作了全面探討，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概念，在此基礎上對我國國際收支管理體系的目標、機構、機制及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張著和周著均填補了我國金融學領域的空白。楊魯軍的《論里根經濟學》通過對200多年來，特別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濟的多視角考察，以邏輯的和歷史的方法并重，深入地研究了里根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開創性地探索了里根經濟學所蘊含的理論內容，系統剖析了里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經濟哲學思想和創新特質，富有洞見地指出里根的經濟政策是對供給學派、貨幣學派和凱恩斯主義的創造性綜合，客觀評價了里根經濟學的政策效應，在此基礎上就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若干問題提出了極有價值的建議。該書出版后，1988年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杰·格雷斯在訪華期間專門到上海，接受楊魯軍的贈書。隨后香港中華書局和臺灣中華書局分別出版了此書的香港版和臺灣版。

“青年學者叢書”中的這些經濟學著作為中國早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引領。我的這些作者如今還很懷念他們的處女作，很感念我最初對他們的“另眼相看”，在他們學術的初創階段使勁推助了一把，讓他們心中燃燒起巨大的學術自信，豎起高高的學術桅桿，鼓起豐滿的奮斗風帆，并迅速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驕子。時光荏苒，30年過去了，回頭思考，我的編輯成長之路與一代經濟學家成長之路相互重疊、相互攀援、互相交映、互相砥礪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份時代氣韻與個人命運共同編織的機緣，如果說當時我大力拔擢新人、新作的出版路徑在一定程度上是逼出來的，但與他們相互之間深度地精神交流，分析、捕捉中國經濟的時代命題，切磋、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前沿地帶、敏感話題，發出振聾發聵之聲，推出有品質、成系列的主題叢書，則完全是出自“有準備的心智”、“有謀劃的戰役”。

過硬的案頭功夫也是一個編輯必須具備的基本功，在學林出版社工作期間，我在這方面得到了很好的磨煉。這首先要感激柳肇瑞同志的引領。柳肇瑞同志編輯任何一本書，無論是鴻篇巨制，還是小冊子，都會字斟句酌，認真到家。他常常對青年編輯說：做出版工作首先應該做一個細心人、有心人，一個遇事認真的人，就像汪原放當年秉燭夜校《水滸傳》，沒有一絲不茍的“水磨”功夫，是不可能做好編輯工作的。當時我的策劃胃口很大，手上待編的書稿很多，但絲毫不敢“快吃蘿卜不洗泥”，我幾乎放棄了所有的節假日和晚上的業余時間，全身心沉浸在書稿中，梳結構，順邏輯，斟酌詞句，復核文獻，絲毫不曾懈怠，而且還不能隨手就改，必須與作者坦誠溝通，讓他們按照我的意見去修改訂正，并舉一反三，實現書稿的整體提升。記得我在學林出版社編輯的第一本書稿是《人口浪潮與對策》，該書的3位作者均是復旦大學的青年教師，且是第一次寫書，書稿的結構、文字都有很明顯的硬傷，我前后花了8個月，幾上幾下，反反復復，退修三四次，才敢發稿。這本僅僅15萬字的書稿要用如此之多的時間進行編輯工作，對于今天的編輯來說可能是難以想像的。但是鋼鐵只有這樣才能煉成，文字功夫只有這樣才能提高。

嚴謹是學林出版社的良好作風，體現在每一個編輯的工作中，尤其是老編輯雷群明、林耀琛、沈兆榮等更是為人表率。我曾經編過一本小冊子，叫做《記憶驚人的途徑》，作者的文字功夫相當好，我順順當當地發了稿，但時任社長雷群明決審后還是挑出了不少瑕疵，此事讓我汗顏不已，深深感到案頭功夫也無止境，需要歷練。以后我無論是做編輯工作還是寫文章，總是習慣于多查詞典，定稿后還要推敲一二遍，以盡可能地避免出現不應當的錯誤。

1987年1月，我擔任了學林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半年后因工作需要，我被調任上海三聯書店副總編輯，告別了我出版事業的菩提樹。學林六年工作的時間很短暫，但卻是一段令我難忘的歲月，在那里我初次領悟了出版是干什么的，體驗到了出版的價值和尊嚴，選擇了出版作為自己終生的職業。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出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