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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國都已經處在世界第一的位置，比如：

——制造業規模已占全球總量的2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中國裝備制造業規模已達20萬億人民幣以上，占全世界的1/3。

——互聯網發展速度全球最快，網民數量和網絡經濟規模均居世界第一。2013年7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3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91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4.1%。

——擁有“全球占有率第一產品數量”最多。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公布，2012年“全球占有率第一產品數量”前十名的國家，中國以第一名（1485個），大幅度領先處于第二名的德國（703個）。海爾公司居2013年度全球家電品牌排行榜首位，這是它第五次榮獲全球主要家電品牌第一名的稱號。

——高鐵里程世界第一。時至今日，中國高鐵里程已突破1萬公里，占全球將近一半。世界擁有高鐵里程前五名國家分別是：中國（10463km）、日本（2680km）、西班牙（2608km）、法國（1907km）、德國（1292km）。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產業，如通信設備和裝備制造業上，中國近十余年已逐漸領世界風氣之氣，不僅在全球擁有極高的市場占有率，而且在技術研發能力和所擁有的自主核心技術上，也不遑其他先進國家多讓。

深圳華為公司2013年營收達到349億美元，超過愛立信的336億美元，成為全球通信產業龍頭。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稱它是“歐美跨國公司的災難”，美國《時代》周刊稱它是“所有電信產業巨頭最危險的競爭對手”。不僅華為，另一家通信硬件設備供應商中興，也已躍升到世界前五的位置。

在裝備制造領域，徐州工程機械集團、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一批企業已進入世界前十，中國產的工程機械已遍布世界各地，2011年日本福島核泄露事故發生后，給核電機組注水降溫的62米泵車，就來自三一重工的捐助。

中國在高鐵領域已全面領先。2014年1月，中國南車制造的CIT500型的試驗速度達到了605公里/小時，而目前世界上最快高鐵時速為574.8公里，由法國高速列車TGV在2007年4月3日創造。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國情咨文中表示，“沒有理由讓歐洲和中國擁有最快的鐵路”，奧巴馬強烈意識到，高鐵將是重塑美國全球競爭力的技術制高點，但這一制高點目前已由中國占據。

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中國如今被稱作為“世界工廠”，很多國家覺得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了。從極端貧困到小康在望，創造了“中國速度”。

把時間拉長一點，才能認識到這種變化之快之大。七十多年前，當著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先以訪學者、后以美國政府代表身份來華時，他在長期觀察中發現，這個剛剛推翻帝制不久的新國家，內在底子竟然是如此薄弱：1940年代初，中國鐵路里程才12，036英里，比美國伊利諾斯州還少；公路里數上，中國剛剛與西班牙相等；棉花紡錠數上，也只與意大利差不多；中國的中學生總數只有110多萬人，相當于美國伊利諾斯州和紐約州兩州之和。[ 費正清：《論中國》，7-8頁。]  

時間再拉長一些，中國在短短時間內擺脫以往的貧窮落后面貌，今天所呈現的景象，不過是曾經有過的歷史的回歸。基辛格在《論中國》（《On China》）一書的序言中說：在過去的20個世紀中，有18個世紀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西方國家，即便到了18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超過世界生產總值的30%，大于西歐、東歐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

這樣的一個中國，當然已經不再是鴉片戰爭和義和團運動中的那個不知世外為何物的老大帝國，也不是20世紀上半葉那個深受分裂和戰亂之苦、國家遲遲不能實現統一的混亂國家。當一個新的中國形象在21世紀來臨前后悄悄出現在世界舞臺時，世界沒有理由不去關注這條東方巨龍的再次復興。最近一些年來，全球各地重要媒體，頻頻以 “中國世紀”為題，突出報道了中國的成就與變化。

2004年，美國人喬舒亞·雷默2004年在英國倫敦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北京共識”這個詞語，引發全球熱議。

在此之前，世界各地聽得多的，是“華盛頓共識”，這是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為發展中國家量身定制的一件“衣裳”。很多國家在穿上這件“衣裳”之后，卻發現它并不合身，反給自己身上留下累累傷痕。

通向“羅馬”的大道一定只在美國和西方？喬舒亞·雷默后來又在一本書里告訴中國人和全世界：“中國已經成為不可思議的年代的首都”。[ 喬舒亞·庫珀·雷默：《不可思議的年代——面對新世界必須具備的關鍵概念》，中文版序，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中國的“不可思議”，更在于中國人的不可思議。臺灣淡江大學的一位教授呂正惠先生，退休后受聘大陸的大學任教，他在與許許多多的大陸知識人接觸交流后，發現了一個令他納悶的現象：為何在中華文明正迎來她的第三次黃金時代的時刻，反倒是身處其間的人，對這個國家卻毫無信心、疑慮迭出？

經常碰到的現象是：當你跟人說，中國經濟總量在不久將來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時，他會跟你說，中國的人均GDP，才不知是美國、日本的幾分之幾？當你跟人說，中國從現在起就要關注歐洲、日本乃整個西方世界衰敗，防止它也會在中國身上發生時，他會跟你說，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要趕上歐洲人、日本人，不知要到哪一天呢？當你跟人說，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要加大對外援助、帶動其他國家共同發展時，他會跟你說，中國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錯了、還有閑力幫助他人？

這樣的疑問還有很多很多。很多時候，你說中國有這個問題那個問題、這也不好那也不好（請恕，我也常說中國存在著諸多“致命性問題”），那會博得陣陣掌聲。而當你把“中國的問題”說完，話鋒一轉說中國有著這樣那樣的希望時，聽眾們往往一臉驚諤和迷茫：你是在說中國嗎？

這些場景，令人驚訝。然而，把中國今天所發生的種種，放到歷史的縱深里，卻又感覺，一切難以理解的，其實又都再自然不過。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美國人，也曾對自己的國家疑竇重重、抱怨不絕。一邊是南北戰爭后不斷增長的經濟總量，今天超法明天超德后天趕英，另外一邊，“鍍金時代”的政治腐敗、種族壓迫、貧富分化和環境破壞， 又讓美國人痛心疾首，不知何日才能迎來光芒。

向上提升與向下沉淪，如同一張陰陽臉，一起在一個面具上同時存在，人們在思想上陷入混亂，也就沒有那么奇怪了。

面對一個急速變化的中國，中國人的思維，顯然還沒有跟上來，無論是看待自己的國家，還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上，都還鮮明留存著過去時代的印記。

這個時代的主要口號，是“改革開放”，它的主要訴求，又是“融入人類文明主流”、“與國際接軌”。

時至今日，當中國發出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亞歐大陸國家紛紛加入這一合唱；當中國倡導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也紛涌而至時，究竟是“中國與世界接軌”，還是“世界與中國接軌”？

人們普遍還沒有意識到，中國單方面向西方世界開放的時代，已漸去漸遠，而已進入了世界與中國相互開放的新時代。

中國已處于新一輪思想突破的臨界點

時代的改變，又意味著中國需要全面推進思想改變。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多次有過思想突破，隨后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實施改變。最近的兩次思想突破，分別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時轉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1978年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1949年是中國在大陸結束國共內戰的年份，也是中國結束百余年來受外國侵略、重新實現國家統一的年份，那一年實際上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思想突破的一個臨界點，由之前的“救國救亡”、“兩條道路的斗爭”，轉向以公有制為特征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

“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為什么會成為新的話語正當性？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工業化的需要而已。這個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恰如美國漢家家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乃是如何擺脫貧困，而其途徑則是工業化，工業化的前提，又是資本和技術投入。

一個剛剛結束內戰的國家，哪來工業化所需的資本和技術？只可能兩種方式：一是接受外部資本和技術轉移，二是內部資本積累。1949年的世界，是一個逐漸進入冷戰狀態、敵我兩分的世界，中國不可能像三十年后那樣，可以充裕地從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吸收資本和技術，最多只能接受蘇聯的資本和技術轉移，這解了中國工業化的燃眉之急，但卻又是極不充分的。怎么辦呢？

正如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所指出來的那樣：只能實施內部剝奪進行工業積累，而剝奪的最大對象，則是農民。1956年，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結束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馬上就確立了以公有制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它在農村的表現，則是將土地制度從私有變為公有、推動土地集中。放到今天來看，土地集中和公有制無疑削弱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不利于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的，為何還要推行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狂熱？其實不然，放到當時情況，乃是利用工農剪刀差為工業發展提供支持的不得已措施。

放到世界范圍看，新中國當年以工農剪刀差推動工業發展的制度安排，一點也不新鮮。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確定以發展工業為國家目標，同樣是以犧牲日本農民為代價。美國在1860年代發生了內戰，其實質是用武力手段強行使南方農業經濟進入北方工商業經濟的軌道，為美國工業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任何話語體系及相關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約束條件和適用時限的，約束條件變了，當另一個時間段來臨時，就可能不再適用。在建設社會主義口號下、以公有制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力促進了上世紀50、60年代的工業發展，中國就此建立起了完備的工業體系，然而，進入70年代后，其效用已經逐漸耗盡，又進入了要求進行思想和制度突破的臨界點。

1978年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為標志，新中國完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改革開放為基本訴求的新話語體系。其實質乃是，當時中國已經完成原始積累的城市產業資本，要開始產業擴張了，于是需要另外一套話語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