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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名義下，中國先是承認商品經濟的必要性，接著認為應該推進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體制變革，再次出要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并存，后來更進一步、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系列有利于城市產業資本擴張的制度安排于是迅速展開。中國也因此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充分利用已有的工業積累和人力、土地、其他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的低成本優勢，吸收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而漸漸成長為一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

“改革開放”有可能按照它既有的軌道一直進行下去嗎？在有效運行三十年后，改革開放話語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在很多層面同樣出現之前有過的類似疲勞，其效用也幾乎用盡。  

根本的約束條件再次改變：西方對中國的產業轉移已經基本完成、并對中國繼續利用全球化“便車”產生警惕，不僅不再如以往那樣歡迎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潮流，反而制造如TTP、TTIP那樣的新“軌”，意圖將中國排斥在外，抑制中國經濟發展；而在內部，人力、土地、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的低成本優勢已發揮殆盡，不推進全面的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國家發展將有可能陷入停滯。

中國已再次進入要推進思想突破，以此帶動制度變革的新臨界點！然而，今天各行各業的中國人，在憧憬中國的前行方向時，普遍卻陷在以下三種思想迷障里走不出來：

第一種主張，是全面向西方學習，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其典型話語，是要求中國繼續“融入人類文明主流”，推進“普世價值”，也就是說，要中國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社會體制上，都向歐美發達國家看齊，它們的現在就是中國的未來。這一套話語體系，其實又是近三十余年來改革開放話語體系的一種表現，而在當下卻已蛻化為開放教條主義。

第二種主張，是回到建國前三十年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這套現今被貼上“毛左”標簽的思想觀念，強烈認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才是理想形態，而改革開放則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所剝奪的乃是廣大工人、農民的利益，完全無法體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公正。

第三種主張，是覺得無論全盤西化，還是回到“毛時代”，都背離了中國的具體歷史和文明傳統，因此最好的選擇，是回到更古老的中國過去，也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主的古典中國文明傳統。一言以蔽之，就是認為中華文明的復興，最好的途徑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應該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這是關于中國未來的三種典型觀念表達，其他類型的主張，還有很多，但都是旁枝未流、不成大音，在此不作評述。為何說它們已成為中國人前行的思想迷障？

首先，這三種思想，不是在歷史中失靈過，就是在現實中失靈了。上世紀70年代末為什么要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下轉向改革開放，還不是因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話語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在那時效用已基本用盡、無法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了嘛。第二種“回到毛時代”的主張，對“毛時代”的美化，可能連毛主席本人也不會贊同，一時代有一時代能做的事情，那時代能做的，換個時代可能就無法去做、也不必去做了。

中國更老的傳統，也曾在回應現代西方世界時，有過慘痛的失敗經歷，憑什么說換個時間，現在就能帶中國人走出五彩斑斕？在談論中國的“復興”或向歷史的常規時代回歸時，一種錯誤的觀念，是認為今天中國又可以恢復朝貢體系了，這其實也是不可能的，當代世界早已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簡單地回到唐宋明清，回頭路是走不了的。

至于第一種，在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后，整個西方的主流知識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對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想知識體系及相關的的制度安排都在反思，認為它們已無力應對當下西方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領域出現的新難題。“普世價值”、“多元文化”、“福利社會”等等在原產地都已病厄纏身的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憑什么說搬到中國來，就能把中國的問題都解決好？

其次是，任何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都有其人口規模和具體生活場景的限制。能夠解決一萬人生產生活問題的思想和制度，不一定能解決十萬人的問題。規模越大的國家，復雜程度越高，對知識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盧梭寫《社會契約論》，當時所想的不過是瑞士這樣的小國家的治理。托克維爾也指出，大國會有理想擔當，而小國多很安逸無爭，心理狀態和所需要的內部組織，都是不一樣的。

為什么已不可以再回到前三十年、不能簡單模仿西方、也不能一味從中國古典傳統中找藥方？是因為所有這些知識思想體系，都沒有遇到過今天中國這樣一個巨型國家所遇到的問題。

從古到今，有過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實現過工業化、城市化和全民社會保障嗎？近代以來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最有效的思想知識體系，頂多也就處理過3億人口規模國家（即美國）的問題，然而就在這3億人口規模的國家，思想和制度都已面臨衰退、不夠用。中國古典傳統、建國前三十年的傳統，同樣有這個問題。

中國今天遇到的挑戰，從復雜程度看，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過去的思想知識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所致力解決的只是過去出現過的問題與挑戰，今天都已經過時了。

《天命》作者：程亞文教授

《天命》作者：王義桅教授

“世上沒有救世主”。當21世紀的大幕掀開、中國再次迎來復興勢頭時，如果中國人的思想，還一味停留在過去的吉光片羽中，中國是不可能為自身、也為世界開拓出新的文明格局的。

中國當下的思想突破，所需要的乃是哲學家趙汀陽所說的“創作眼光”，無論中國古典傳統、建國前三十年的傳統、改革開放的新傳統或西方的思想知識體系，都是創造中國新文明的有用資源。從這個角度說，反西方沒有意義，反中國自己傳統沒有意義，反建國前三十年的經歷也沒有意義，它們都會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可以作為文明創新的資源。

中國需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類文明的最高處，俯瞰人類曾經有過的一切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從中擷華取英，融會貫通，并開陳出新。也就是說，有待中國開拓的，乃是既有別于中國傳統，也有別于西方，但又包含了中國傳統和西方經驗的一種新文明。

僅僅著眼于為中國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面展開思想突破與制度創新，已經不夠了，當代中國要有新胸懷，要把為天地立心、為萬世天太平，為中國和世界的長久福祉，作為新一輪思想突破的目標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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