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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程亞文】

一場因為一位黑人的意外死亡而導致的全國性抗議，仍在美國如火如荼，并重演了2017年的“破四舊”場景，與南北戰爭甚至美國建國時刻相關的一些紀念物，再次遭到嚴重破壞。在波特蘭，數十名抗議者日前推翻了一座擁有近百年歷史的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雕像，并點燃美國國旗扔在雕像上。

很少有人會想到，最近幾年來的美國，會是以“問題”而不是“方案”的面貌展現在世界面前，當下時刻美國社會的撕裂與政黨極化，進一步顛覆了以往的美國形象。美國為什么“生病”了，病因又何因？

國家：“利益相關者”的公民聯盟

首先需要理解以往的美國何以建構。政治的背后是利益，雖然信仰和價值觀有時也會扮演不可忽視的作用，但它們往往也是利益的伴生品。現代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首先須體現為利益共同體，從國家建構的角度來看，近世以來的國家創生，特別是“民族國家”的出現，公民之間的平權即利益和權利的共享是主要動力。

在平權的過程中，國家的有機構成——不同階層、族裔、團體、組織間，普遍產生了利益上的相互粘連，從而也在情感上建立起了共同體的連帶感。也就是說，國家內部的所有公民，是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共享一塊蛋糕的。

現代國家的平權過程，大多又是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同時發生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產業資本構筑了利益共享的關聯性，盡管分配有多有少。無論是作為企業主的產業資本家，還是為產業資本家生產商品的工人，吃的都是一口鍋里做出來的飯，產業資本家需要所在國家的工人為其工作，而工人則需要通過為產業資本家工作來賺錢養家糊口。

1899年成立于底特律市的帕卡德汽車廠曾是一家豪華汽車生產商，于上個世紀60年代左右倒閉。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產業資本在此進程中是有國家屬性的，主要是在母國投資，既依賴母國的公民為其創造財富，又為母國的產業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并向母國交稅，從而為國家兌現向公民的福利承諾創造財政條件。

突出表明上述這些的，是這一時代產業資本家們的企業管理觀念，“與現今的那些CEO們截然不同”，“他們認為，企業運營的關鍵，在于用持續增長的薪酬和福利，來確保穩定的工作崗位”。擔任過標準石油公司董事長的弗蘭克?阿布拉姆斯(Frank Abrams)在上世紀50年代曾提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著名企業口號，認為“所謂企業管理工作，乃是讓各種受直接影響的利益相關群體的主張和要求維持一種公平、可行的平衡……利益相關群體包括股東、員工、客戶、以及社會公眾”。

公司乃是“社會存在”和不同群體共同構成的“利益相關者”的概念，鮮明體現在了通用洗車公司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于1948年簽訂的《底特律條約》中，它“創立和訂立了戰后很長一段時間的社會契約規范——工會與企業管理層、勞動與雇主之間實現經濟利益共享”。[1]這也使得1959年著名的“廚房辯論”中，時任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向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說出了這句話：“美國是最接近無階級社會當中、所有民眾共同繁榮的理想的”，而當時的美國兩黨也達成共識，支持企業和民眾以民主協商的方式分享美國的財富，將企業利益與擁有穩定工作、持續上漲的薪酬和豐厚福利的美國夢聯系了起來。[2]

這個由產業資本為主要經濟形態、投資者與產業工人共同參與、其他專業人員提供相關服務，以及政府參與財富調節的利益聯盟，在以往的工業化時代，保障了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的生成，而像美國這樣構成極為復雜的巨型政治體，即便不能稱作為歐洲式的民族國家，但其政治文化的內核中，民族國家的理念仍是關鍵成分。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和維持中，并非沒有過政治不和諧，實際上有時還會遇到嚴重的內部政治危機，但為什么危機能夠化解，政治生態大多數時候都能保持在相對和諧狀態？

主要原因是國家有能力汲取社會資源尤其是經濟資源，產業資本也配合了國家需求，從而能夠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為社會提供盡可能多的公共物品，從而為政治對立的緩解創造了物質條件。

從美國來看，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 New Deal）和60年代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新邊疆”（New Frontier）綱領、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的“偉大社會”構想，都較為成功地化解了不同時期美國遇到的不同內政問題，而社會經濟資源則為國家計劃提供了充裕支持，特別是在幫助更多不同膚色、出身的美國公民實現充分就業上。

“新鍍金時代”[3]與利益疏離

然而，這個因工業化而帶來的國家政治安排，在進入產業大量向海外轉移的“去工業化”時代，及由產業資本主義過渡到以金融業主導的“虛擬資本主義”的階段后，“國民”之間的利益粘連、利益相關可能轉變為利益疏離甚至利益無關，導致共同體的連帶感和政治認同瓦解，進而導致國家陷入政治撕裂。美國社會的利益結構自上世紀晚期以來已發生這樣的顯著改變，它已不是通常所說的“利益分化”可以理解。

對于美國步入“新鍍金時代”的場景，近些年來已有很多研究。比如有人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性在強化，族群之間、族群內部以及全社會在收入分配、財富占有、機會獲取等各方面都在表現出日益擴大的差距[4]，美國學者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因此認為即將“走向兩個美國”[5]。它也使得以往的這個美國信條正在崩潰：“在美國每個人都應當有獲得成功的平等機會”[6]。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年屬于0.1%階層的約16萬戶家庭掌握了美國22%的財富，這一數字遠高于1963年的10%。[7]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出現“占領華爾街”運動，參加抗議活動的很多人帽子上插著標簽，上面寫著“99%”，指向一份廣為流傳的調查報告，即99%的老百姓與1%的富豪之間貧富分化加劇。

　2011年9月17日，示威者聲稱代表美國99%的民眾，抗議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貪婪腐敗。新華社記者 張保平攝

一位美國觀察者寫道：“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底層90%的人群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達到了其巔峰。30年后，這一數字下降了12%”；在教育資源占有上，“1985年，美國最難進的250所大學有54%的學生來自收入在全國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學的學生只有33%來自這個群體。根據一個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學（包含五所常青藤）中，來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后60%的學生都多”[8]。

這位觀察者在《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中，將當前的美國人分成了三個階層：0.1%的巨富階層、9.9%假裝成“中產階層”的富人和90%的被剝奪者，他們不僅不共享財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個方面，也是相互隔離、各不相干和分層配置的，富人住“高尚社區”，窮人的街道骯臟無序；精英學校里大多是0.1%和9.9%一族的后代，而那90%群體的孩子只能上一般學校或根本無學可上；婚姻也是門當戶對，“選型交配”已成常態，富人找窮人結婚越來越罕見。

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沒有增長，以兩個時期為對比，“從1978年到1973年，美國非農勞工的生產力增長了96.8%，普通工人的時薪增長了93.7%”，在此時間段，中產階級從國家生產力增長帶來的收益中獲取了相當豐厚的份額；而“從1973年到2011年，美國非農勞工的生產力增長了80.1%，但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增長了4.2%，時薪——工資外加福利——僅增長了10%”，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上，2011年美國中產階級的工資與1978年“完全相同”。[9]

2016年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之際突然在美國走紅的一本自傳體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也是對此做出的一個生動注腳。該書作者、一位硅谷投資管理者萬斯（J.D.Vance）以紀實的方式，講述了美國的勞動階層和底層人民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的倒退，在一些“鐵銹地帶”因產業衰敗而由往日的繁榮走向凋零之時，“貧困群體”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黑人和拉丁裔，大量白人人口也陷入了世襲的貧窮與困頓，長久以來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機會均等”、只要通過努力就可以向上躍升的“美國夢”，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中已經破滅。

上述場景的出現，與美國自上世紀晚期以來經濟結構的變化高度相關。曾在上世紀80年代因提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而成名的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早在20年前就分析認為，美國和整個西方的經濟，自20世紀后期以來已經發生由以實體經濟為主，轉向以虛擬經濟為主的新階段，其主要表現是以金融業為代表的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如今已達80％以上。[10]

美國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并不止于此，另一突出改變是，在以往實體經濟占據國內生產總值（GDP）重要比重的時代，美國的產業資本主要是在國內配置，當大商巨賈在國內投資興業時，以往所說的美國數量龐大的中產階層也得以產生。雖然他們在財富占有上與上流階層有著貧富之別，但資本家的國內投資，畢竟還是為產業工人及其他人群帶來工作機會。美國不同階層那時還是一起分享財富成果，是在一口鍋里吃飯，可謂利益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