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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對“鄧小平理論”和“實用主義”關系的理解值得注意。他說，“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是個實用主義者，不是意識形態專家；和共產主義世界的許多領導人不同，他不認為有必要先成為一個理論家才能擔當最高職位”。傅高義認為，中共14大“鄧小平理論”的說法旨在說明“實用主義”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論”。

鄧小平理論，即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這不由使我想起20世紀最著名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在1919年5月1日，也就是“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三天，杜威來到中國訪問，由于對中國的巨大興趣和關切，他把訪問不斷延長，在中國的11個省做過講演，當時中國只有22個省，因此杜威走遍了半個中國，兩年零兩個月后才回美國。杜威對20世紀中國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有者重大的影響，我所在的清華大學第一任教務長張彭春就是杜威的博士生。杜威對中國的政治哲學也有深刻影響，他的“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在1920年代就成了知識界的名言。不過，胡適在宣傳杜威時過于簡單化，以致1919年和李大釗發生了著名的“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釗說自己和胡適介紹的杜威觀點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異”。瞿秋白在“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中說：“中國五四前后，有實驗主義出現，實在不是偶然的。中國宗法社會因受到國際資本主義的侵蝕而動搖，要求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才能適應中國所處的新環境——實驗主義哲學，剛剛用它的積極方面來滿足這種需要”。瞿秋白的“實驗主義”可能是比“實用主義”更好的譯法，避免了“實用主義”給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價值觀的誤解，而且杜威本人也更常用實驗主義一詞。不過約定俗成，這么多年都譯為“實用主義”，我也姑且用之吧。

我想強調的是，“實用主義”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賴和對兩者的認識都不斷在實踐中深化。杜威強調，不僅在給定的目的上要不斷探索不同的實現手段，同時在實踐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變對原來目的的認識。

我舉一個格林斯潘的例子，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格林斯潘產生了一個對“手段”的認識的大變化。大家知道，格林斯潘原是最相信徹底自由化、私有化的。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后，他承認自己有錯誤。他最有趣的新觀點是，他認為只有通過國有化才能夠迅速解決美國經濟W型，也就是二次探底的危險。他的理由是，美國經濟復蘇緩慢，關鍵在于有毒資產壞賬不能迅速剝離。因為美國政府的救市基金TARP是由7000億美元的納稅人的錢構成的，是公有資金，當它來買壞賬的時候，那些花旗銀行等的股東大部分都是私人的。現在市場的價格，在金融危機之前1美元的資產在金融危機之后只有0.11美元，花旗銀行那些股東就想再等一等，看0.11美元能不能恢復到0.5美元，那時候他們再賣。這些私人股東不愿意出手的話，政府就很難剝離這個壞賬。于是，格林斯潘就想通過國有化來回避和繞開有毒資產的定價問題，因為你把花旗銀行本身全部或者部分國有化之后，政府的7000億基金本來是公共基金，來買壞賬的時候的定價就沒有那么重要，因為雙方都是國有的或者大部分國有的。這就像一個人從左口袋到右口袋，你的定價高了或者低了都無所謂，因為雙方都是國有的。這樣就能夠迅速的剝離壞賬，使經濟迅速復蘇。格林斯潘的建議非常有創意。但是他還是強調這是暫時的國有化，他最終的目的還是要重新私有化。所以，從實用主義哲學來看，格林斯潘并不僵化，他也認為要國有化。但是他認為是這只在手段上的創新，目的還是基本不變。但假設格林斯潘認為暫時國有化后再重新私有化的時候，不必全部私有化，比如現在美國最大的保險公司AIG已經有79%國有化了，在重新私有化的時候只有40%私有化，仍然保持部分的國有化。假如是這樣，才符合杜威“不僅要探索手段，而且要深化，甚至改變對目的的認識”的觀點。這樣美國也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我們18屆3中全會后所說的“混合所有制”了。這樣理解實用主義，我覺得才能看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重大意義所在。

鄧小平南方談話中特別重要的是如下一段話：“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對大家講這個道理。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關，也可以快關，也可以慢關，也可以留一點尾巴。怕什么，堅持這種態度就不要緊，就不會犯大錯誤。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從“實用主義哲學”來看，鄧小平這段話體現了對“社會主義”這個“目的”的認識的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要大大高明于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目前還是“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觀點，因為后者沒有在實踐中深化對“社會主義”這個目的的認識。

有一種觀點認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要害就是不問“姓社姓資”。但這種觀點我不能茍同。我認為鄧小平所說的“不爭論”指的是不做脫離實踐的純概念之爭，而不是在總結實踐經驗時也不問“姓社姓資”。根據“鄧小平年譜”下卷第1340頁，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最后一站上海，他語重心長地說：“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和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于社會主義，不利于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實踐這個標準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我為鄧小平這句話所深深感動，覺得他把“實用主義”哲學的“手段-目的”辯證法發揮到了極致，既在實踐中深化著對“社會主義”目的的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堅持著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

鄧小平南方講話

可以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繼續體現了對“社會主義”目的的認識的深化。三中全會《決定》“60條”中的“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第（6）條中包含三條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恰當的解讀方法應能同時合理解釋這三個新提法，并說明三者之間的內在聯系。

這三條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分別是：第一，“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第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第三，“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〇二〇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目前，只有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理論能夠同時解釋這三者及其聯系。詹姆斯·米德是1977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凱恩斯的學生，世界各國通行的GDP核算體系的兩個主要創始人之一，他把自己的社會理想稱為“自由社會主義”，包含三個要素：勞資合伙制、倒轉的國有化(Topsy Turvy Nationalization)、社會分紅。

根據米德的界定，“勞資合伙制”，即“工人和風險資本的提供者作為合伙人聯合管理企業。資本家在企業中擁有資本股，這與資本主義公司中的普通股相對應。勞方合伙人擁有勞動股；這些勞動股與資本股享有相同的股利，但是依附于每個員工合伙人本身，當他或她離開合伙制企業時，股份注銷。如果合伙企業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企業發展而不分配股利，則發行與股東犧牲的股利相同價值的新的資本股給所有現有的勞動股股東和資本股股東。這些合伙制安排極大的減少了勞資雙方之間的利益沖突，因為任何一個群體通過提高其股利收益而改善自己狀況的決策都會自動提高另一個群體所持股份的股利”(Meade 1993, 85-86)。顯而易見，勞資合伙制是“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一種實現形式。在“職工持股”問題上，我國的相關法律制定和實踐一直處于探索之中。

2000年12月，《中國證監會關于職工持股會及工會能否作為上市公司股東的復函》明確指出：“職工持股會屬于單位內部團體，不再由民政部門登記管理，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工會作為上市公司的股東，其身份與工會的設立和活動宗旨不一致，故暫不受理工會作為股東或發起人的公司公開發行股票的申請”。這就導致不論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只要想上市，就必須清退“職工股”的局面。證監會的這一決定在當時特定條件下可以理解，因為它旨在保護社會公眾股東不受所謂“內部人控制”。

但我國目前立法有了新的重大發展，一是新修訂的《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已于2011年1月11日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第58次部務會審議通過，并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二是信托業“兩法一規”已經頒布，即2001年的《信托法》和2007年中國銀監會頒布的《信托公司管理辦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企業年金基金管理辦法和信托業“兩法一規”使我國完全具備了借鑒美國1974年通過企業職工退休年金信托化引入職工持股計劃的法律基礎，因為我國證券法規定股份公司發行上市前股東不能超過200人，而通過信托方式持有股份，可以克服職工持股方式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