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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大衛·戈德曼，譯/ 劉思雨】

最近經濟史上的一個重大悖論是，信息技術部門對總體生產率的貢獻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經濟學家伯杰羅夫（Raicho Bojilov）研究了1970年代至今主要工業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并觀察到：

令人有些驚訝的是，即使是算上中間的滯后期，在直接或間接和IT行業相關的其他行業，生產率都沒有明顯的提升。人們一般會認為，如果IT行業是美國經濟的引擎（即能夠帶動未來產品、技術和技術的出現），那么其他行業的生產率最終應該會躍升至與IT行業相當的水平。所以，人們可能會奇怪，為什么美國的總生產率沒有隨著IT行業的創新和主要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很多？

伯杰羅夫補充說，“在信息技術革命期間，美國和英國本土創新的年增長率只實現了部分復蘇：雖然高于1970-1990年期間的增長率，但相對于戰后至1960年代末的增長速度而言，仍然較低。”

為什么IT行業的發展不能帶動其他經濟體的繁榮？關于這個問題，有很多種解釋，但曾經具有顛覆創新性的科技公司轉變為尋租壟斷企業，肯定是一個重要的解釋。信息技術公司之所以會壟斷其實源自技術本身的性質：所謂的網絡效應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發表政治評論和圖片的便利場所，一個人人都使用的辦公軟件供應商，一家巨大的互聯網零售市場，等等。但事實上，技術壟斷正是源于網絡效應，而非源于惡意操縱市場，所以控制市場并不能消除壟斷企業濫用權力的可能性。

生產率的停滯令中國的規劃者們和西方經濟學家一樣十分擔憂，甚至擔憂的程度不比他們少。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儲蓄率最高的大型經濟體，投資占GDP的比例為43%（美國約為20%）。然而，資本投資的生產率卻停滯不前，部分原因是中國對老舊生產設施的投資率一直很高。因此，提高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對中國的經濟表現至關重要，尤其是在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趨勢逐漸減弱、勞動力老齡化的情況下。為了實現其經濟目標，中國需要加大在信息技術行業的投資，尤其是移動寬帶和人工智能方面，來刺激整體生產力。

此外，中國的頂尖科技公司和美國的一樣，有龐大的股票市值。阿里巴巴和騰訊，中國最大的兩家上市科技公司，并不是上證綜合指數的成員；如果它們是其成員，它們1.3萬億美元的總市值將占整個上證指數的16%。在美國，截至2021年2月，蘋果、微軟、亞馬遜、特斯拉、臉書和谷歌占據了標準普爾500指數中23%的市值，市場集中度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北京去年宣布了針對互聯網巨頭的反壟斷措施，其背后的一些動機正是源于此。美國和中國的監管機構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但中國似乎比西方監管機構更認真更果斷地采取行動，而且似乎特別關注壟斷問題。中國政府打響遏制科技巨頭壟斷的第一炮始于2020年11月3日，當時上海和香港證券交易所暫停了螞蟻金服的上市。螞蟻金服將是史上規模最大的IPO，規模約為2400億美元。

在隨后的行動中，中國的監管機構警告中國的互聯網巨頭，他們不能壟斷用戶數據，因為雖然這些個人數據是他們業務運營的動力，但壟斷數據也扼殺了來自新市場進入者的競爭。同時中國的監管機構提出了新的規定，以防止對數據的壟斷控制。這些措施經常被西方媒體描述為老式的共產黨對自由企業的“鎮壓”，但它們實際上也是擺脫同樣困擾美國IT行業壟斷問題的嘗試。

創新還是掠食？

盡管美國（和西方國家）在信息技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它們的生產率仍然落后，人們提出了許多猜想來解釋背后的原因。一個是IT行業的增長是以犧牲傳統零售和廣告業務為代價的。在過去的二十年里，美國廣告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不變，甚至有所下降，盡管中間出現過以犧牲傳統媒體為代價的向互聯網廣告的巨大轉變。同樣，網絡零售的興起并沒有導致美國消費者的支出超過他們原本可能的水平，只是將銷售從實體零售商轉向了在線企業。

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型互聯網公司行使壟斷權力，降低了其他經濟部門的盈利能力，因此從其他可能受益于創新的行業抽走了資本。換句話說，美國經濟中看起來最具創新性的部門，即IT，實際上抑制了整體經濟的創新。

這是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反壟斷小組委員會（U.S. Congressional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2020年報告的結論：

簡單地說，那些曾經是斗志旺盛、處于劣勢、打破了壟斷現狀的初創企業，如今已成為我們之前看到的石油大亨和鐵路大亨時代的那種壟斷企業。雖然這些公司給社會帶來了明顯的好處，但亞馬遜、蘋果、臉書和谷歌的主導地位也給我們帶來了代價。這些公司通常在市場中，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種地位使他們能夠為別人制定一套規則，而自己卻遵循另一套，或者建立一種他們自己的私人準監管形式，而這個形式只對自己負責。他們這種對市場產生重要且持久的影響力給我們帶來了高昂的代價。這些公司以侵蝕企業家精神、降低美國人的網絡隱私、削弱自由和多元化媒體活力的方式發揮著主導作用。其結果是創新減少，消費者的選擇減少，民主被削弱。

眾議院小組委員會還指出：

新業務形成以及早期創業資金急劇下降。數字經濟中的新技術公司數量已經下降，而創業率——初創公司和年輕公司在整個行業中的份額——也在這個市場中顯著下降。不出所料，科技創業公司的早期融資也大幅減少。在此期間，創業和創造就業的比率也下降了。創業率——定義為“初創企業和年輕公司的份額”——從1982年的60%降至2011年的38%。

而且，“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從依賴它進入市場的小公司那里獲取經濟讓步的能力，也可以通過勒索壟斷租金來抑制創新，從而減少依賴壟斷的公司的利潤。”

25年前，美國的科技公司冒險顛覆了既有的商業模式。今天，他們成為了新興的企業，通過控制市場賺取壟斷租金。微軟將挑戰者趕出了個人電腦軟件領域；亞馬遜（Amazon）擊敗了大多數互聯網零售競爭對手；蘋果（Apple）與競爭對手三星（Samsung）在硬件和服務領域形成了雙寡頭局面；谷歌(Google)摧毀了競爭對手在搜索引擎方面的商業前景；Facebook通過定向投資和收購，主導了社交媒體。

警世故事

美國在技術壟斷方面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其他國家不應效仿的鮮明例子。大型科技公司在資本市場的分量是壓倒性的。2010年，五家最大的科技公司只占標準普爾500指數市值的11%；到2020年9月，它們在該指數中的份額翻了一番，達到22%。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僅有10家公司持有該指數成分股所有現金余額的五分之二，除一家外其余都是科技巨頭。

20年前，以指數期權的隱含波動率衡量，投資者配置在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的風險是標普500指數整體風險的兩倍。當時，科技行業仍然具有創新性，因為它仍然承擔風險，而期權市場提供了一個公平的衡量感知風險的標準。然而，到了2010年代末，納斯達克和標普500指數的波動性趨于一致——這并不令人意外，因為大型科技公司占了標準普爾500指數市值增長的大部分。

大型科技公司的現金流是如此可預測，以至于它們的交易方式與以前的公用事業一樣。去年，在美國的利率因新冠疫情而大幅下降時，科技公司股票卻伴隨著下跌的債券收益率同步上漲。這是煤氣和電力公司過去的做法。受監管的公用事業股是股市中最接近債券的股票。然而，在2020年，市場將大型科技公司視為公用事業公司。下圖顯示了實際收益率（Treasury通脹保值證券收益率）和以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指數之間的直線關系（納斯達克指數的R平方是70%，而標普500指數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