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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衛·戈德曼，翻譯/陳佳芮，校對/郭涵】

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通過在全球南方建設移動寬帶網絡，在發展中國家掀起了一陣前所未有的創業浪潮。一個以共產黨為執政黨的國家，卻成為了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所謂“資本主義傳播者”。寬帶使用、企業創辦和經濟增長方面的數據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大量西方文獻“聲討”中國向投資了1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BRI）的參與國強加所謂的“債務陷阱”。其他研究則將中國描述為世界上最貧窮國家尋求國際貸款時“迫不得已的選擇”。當然，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的一部分貸款對債務國接下來面臨的經濟問題造成了影響，但其它的中國貸款也促進了債務國的經濟發展。據筆者了解，這些批評人士中還沒有人嘗試過對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投資和貿易活動的影響進行凈評估。本研究試圖完成這樣的工作，基于簡潔、有說服力的統計指標來分析那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其背后原因，至少是部分的原因。

互聯網接入、企業創辦和經濟增長

正如十九世紀的鐵路將地方產品轉化為世界市場商品一樣，移動寬帶正在將發展中世界的邊緣化群體塑造成全球經濟的參與者。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投資的1萬億美元幫助數十個發展中國家實現了數字化通信，并帶來了變革性的影響。

在2014年至2015年間，筆者作為投資銀行家為華為在墨西哥的擴產計劃提供了咨詢，并報道了華為這家中國電信公司如何幫助墨西哥的低收入用戶節省67%的寬帶使用成本，同時幫助墨西哥的互聯網用戶比例從2014年的44%提升到2023年的75%。中國對外出口模式向全球南方國家轉移的趨勢也體現了這一變革。

圖1 中國對全球南方國家出口較中國對發達國家出口，虛線為全球南方，實線為發達市場，縱軸單位百萬美元

2019年，哈佛大學貝爾福中心的朱莉婭·伍（Julia Voo）警告說：“從2000年到2019年，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地區新增了約33億互聯網用戶，而同期歐洲、北美和大洋洲新增的互聯網用戶只有11億人。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的戰略布局逐漸通過電信基礎設備的銷售體現出來。這一戰略使中國在該地區快速擴張的電信市場中牢牢占據主導地位，并在同國際對手爭奪訂單的競賽中勝出。”當然，美國并沒有參與競爭，因為它早已不再生產電信設備。

數字技術與經濟福祉之間的聯系并不存在爭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經濟學家在2023年1月9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寫道：

“數字技術可以提高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效率，擴大金融包容性，改善受教育機會，并通過企業能為遠方客戶提供的服務來開拓新市場。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間，數字技術協助優化了醫療和社會福利領域寶貴的資源分配，既能加速分發救濟，又能控制公共開支的流失。數字化還為整個社會在疫情期間的運轉提供了韌性，在大量的財政支持下，遠程工作和線上購物保障了工人、學生和企業的利益。”

強有力的統計證據表明，寬帶基礎設施的建設預示未來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圖2比較了2000年至2022年間，18個發展中國家互聯網使用率的變化率與國內生產總值變化率之間的關系。每一列顯示了一個變量的同期值與另一個變量的滯后值之間的相關性。互聯網使用率的滯后值與GDP增長率同期值的相關性遠高于反過來的情況。例如，在第三年，能夠發現三年前互聯網使用率的變化與當年GDP增長的相關性系數為38%。¹

圖2 寬帶用戶的變化預示著GDP增長，縱軸為滯后值與同期值的相關性，橫軸為滯后年份，黑色柱狀為用戶預示GDP增長，灰色柱狀為GDP預示凈用戶的增長

這種直觀的表述與寬帶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學術研究結論相吻合。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拉丁美洲，“移動寬帶普及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GDP增長率提高0.20個百分點”。²

發展中國家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始終先于GDP出現增長，這一事實引出了一個重要推論：在全球南方，互聯網接入并不是GDP增長附帶的副產品，而是導致未來GDP增長的決定因素。換言之，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最顯著的投資促進了那里的經濟增長。

這引出了另一個問題：寬帶接入如何帶動經濟增長？數據給出的答案是能夠促進創業。

當某個國家的互聯網用戶比例超過總人口60%的門檻時，至少在某些國家，創辦企業的速度會大大加快。這并不奇怪。寬帶讓處于社會邊緣的個人有能力獲得電子支付手段、信貸、發掘供應商和客戶，而做到這一切僅需要一部價值100美元的智能手機。如果說鐵路大大降低了貨物運輸的成本，那么寬帶則降低了數據傳輸的成本。

西方評論人士對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開展的一些大型投資項目吹毛求疵。他們關注港口、鐵路和其它基礎設施。但是，移動寬帶對草根階層產生的影響及其應用，可能會對全球南方的經濟增長帶來最大的影響。

不過，并不是讓每個國家擁有寬帶就會自動出現創業潮。圖3所示的85個國家中不包括發達國家和極小經濟體，但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發展中國家。縱軸顯示了世界銀行對一國新注冊企業情況的統計標準；取決于不同國家的情況，這種衡量企業創辦水平的指標也許準確，也許不夠準確。盡管如此，回歸結果在9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是顯著的。

圖3 互聯網用戶VS新創辦企業，縱軸為每1000人的企業注冊數，橫軸為互聯網用戶占總人口的比例，數據來源：2020年世界銀行數據

當然，企業注冊數量只是反映創業活動的一個指標。智能手機還令其它一系列經濟刺激活動成為可能。通過電子支付手段，政府可以向過去游離在正規經濟部門之外的就業者征收營業稅。寬帶也降低了提供衛生、教育等領域公共服務的成本。

圖4 互聯網用戶VS新創辦企業，左邊圖示從上至下為：非洲中西部，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南亞，低收入，經合組織成員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不包括高收入）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農民使用手機為自己的產品尋找最合適的價格。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漁民利用手機服務了解平均魚價何時穩定、何時下降，從而增加利潤。通過手機收集的市場信息令他們可以避免產品（魚）浪費和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買賣雙方都獲得了更高的收益。

巴西的情況尤其有趣。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由于國民經濟受低增速和高通脹的影響，企業創辦率從每1000人2.7個新注冊下降到1.6個。互聯網用戶的增長率也同步下降。隨著巴西經濟的復蘇和互聯網使用增長率的上升，新企業注冊率也隨之上升。

圖5 巴西的企業創辦與互聯網用戶率關系，虛線/左邊注釋為互聯網用戶百分比變化P.A.，實線/右邊注釋為每1000人的企業創立數

相比之下，印度的企業創辦率遠低于其他的發展中大國。這對應了該國極低的寬帶普及率（僅占印度總人口的45%，遠低于企業創辦率往往會開始增長的60%門檻）。需要指出的是，企業創辦率低并不是因為印度人缺乏創業精神。那些渴望成為企業家的印度人往往會選擇移民國外。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一項研究，在印度最負盛名的理工科大學——印度理工學院，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離開印度，占移民美國的印度人的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