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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糟糕的服務質量

咨詢服務的質量是評估其對阿拉伯世界影響的關鍵因素。咨詢公司在運營中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制約因素：為了獲得新合同，他們需要確保客戶滿意。而客戶通常尋求的是那些能夠肯定其既定方針的結果，而不是那些從根本上挑戰現有政策或做法的建議。

在阿拉伯世界，當地官員和學者經常批評咨詢服務的質量。他們指出的問題包括：提出的建議缺乏可信度、最終產品中的PPT內容過于膚淺、報告內容前后不一致，甚至在數據和事實處理方面存在嚴重錯誤。

2011年，摩洛哥經濟學家對主要由麥肯錫起草的“綠色摩洛哥計劃”提出了嚴厲批評。該計劃被認為缺乏對摩洛哥具體社會經濟環境的深入理解和適應。自那以后，盡管咨詢合同仍然廣泛存在，但政府幾乎沒有就公開授予咨詢合同一事發表任何聲明。

在阿拉伯海灣國家，官員們注意到，一些咨詢報告存在問題，如部分或全部內容是為其他國家提供的可交付成果的逐字復制，有時甚至沒有刪除原始接收國的名稱。這種情況不僅暴露了咨詢公司在定制化服務方面的不足，也反映了對當地特定需求和條件缺乏足夠考慮的問題。

復制粘貼式的咨詢方式在阿拉伯世界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后果。這種咨詢模式往往導致建議缺乏創新，很少偏離熟悉的主題。部分原因在于咨詢行業的高度同質性，它傾向于集體思維，缺乏多樣性和創造性。議程和改革通常集中在私有化、自由化以及模仿“迪拜模式”的基礎設施驅動型增長上，盡管學術文獻已經指出了這些模式存在的重大缺陷。

產業政策建議，如向阿拉伯國家提出的擴大旅游業或信息技術領域的建議，往往千篇一律，沒有考慮到各國的比較優勢和獨特性。這導致了新領域的激烈競爭，而非基于各國實際條件的專業化發展。這種毀滅性的競爭不僅代價高昂，而且可能破壞旨在減少對石油依賴的關鍵多元化努力。

總體而言，咨詢公司的建議往往反映出對背景的缺乏了解，對社會、文化和政治現實的不敏感。解決方案通常基于假定的“最佳實踐”，并在整個地區重復使用，而沒有考慮到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需求。

以卡塔爾的教育改革為例，該改革試圖引入部分私有化的美國特許學校概念，但這一概念與該地區的文化和社會環境并不兼容。改革忽視了一個事實，即許多女教師只愿意在性別隔離的公立學校工作，這反映了對當地社會規范的忽視。另一個例子是一些顧問向巴林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提出的能源效率建議。他們建議降低空調溫度，并建議如果人們覺得太熱，就應該穿得不那么保守——這種建議則完全無視了當地的宗教和社會規范。

直到當前，顧問們幾乎都來自國外，他們可能缺乏對區域專業知識的深刻理解，對當地社會的興趣也相對有限。然而，近年來，咨詢公司開始逐漸轉變策略，越來越多地從阿拉伯地區招募人才，以服務于當地辦事處——這通常是應客戶的要求。這種轉變促成了咨詢公司在表面上的“阿拉伯化”。

盡管如此，這些公司在社會多樣性方面仍然存在局限，并且有時被認為帶有隱蔽的殖民主義色彩。顧問們通常被期望擁有西方精英大學的學位，并且他們往往來自享有特權的城市背景。這種傾向意味著社會中那些較為不享有特權或較為保守的階層的觀點和需求，往往未能得到充分的考慮和反映。

因此，盡管表面上有所“阿拉伯化”，咨詢公司仍有可能延續現代全球化中的一種趨勢，即加深了核心區域與邊緣地區之間的鴻溝，這種鴻溝在某些人看來是“先進”與“落后”之間的差異。這種趨勢不僅忽略了社會經濟多樣性，也可能加劇了社會分層，使得改革和發展計劃不能全面代表和服務于所有社會成員。

（三）阻礙當地發展

咨詢服務的質量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當產業政策偏離正軌或改革措施與當地的工作文化相沖突時，其負面影響尤其顯著，這不僅可能阻礙當前的進步，更可能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造成長期的影響。阿拉伯國家在聘請咨詢公司時，除了面臨咨詢服務質量的問題，還必須應對其他風險。

高昂的顧問費用可能成為發展的絆腳石，特別是在財政資源受限的國家。目前，關于咨詢公司是否對其在當地產生的利潤繳納稅款，公眾知之甚少。例如，2022年摩洛哥媒體報道稱，麥肯錫的當地辦事處在創造了約2700萬歐元的收入后，卻沒有繳納任何稅款。此外，一些海灣地區的客戶懷疑咨詢公司之間可能存在價格串通的情況。

為了獲得價值不菲的長期合同，咨詢公司必須與客戶建立緊密的聯系。然而，這種密切的關系可能使得咨詢公司在保持誠信方面面臨更大的挑戰——也就是說，避免無意中卷入不正當的利益交換和腐敗行為。例如，麥肯錫在南非的業務丑聞就揭示了這種風險。（譯者注：2022年，麥肯錫南非分公司因向南非國有貨運鐵路和港口運營商提供咨詢服務而卷入腐敗丑聞，此前，麥肯錫與南非國有航空公司和國家電力公司的合同也被南非司法部門展開調查。）

另一個發展的障礙是咨詢公司傾向于排除那些對客戶而言具有挑戰性或不那么重要的利益相關者。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西方發展機構在發展過程中擴大包容性的努力，而且還助長了中央集權和權力集中的現象。結果，當地的觀點和潛在的重要反對意見被邊緣化，這可能導致政策制定過程中缺乏多樣性和平衡性。

人才流失和本土能力提升的難題在阿拉伯世界尤為突出。當“本土知識”被系統性地忽視和低估時，學術界和民間社會與行政及政治領域之間的隔閡會不斷加深。知識的進口、壟斷和私有化是造成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專家們紛紛選擇移民到那些能夠充分重視和利用他們技能的國家，而不是留在國內，僅僅充當數據提供者或咨詢建議的輔助者。同時，對外部專業知識的過度依賴阻礙了本土技能的發展，形成了對咨詢的依賴惡性循環，因為缺乏本土能力建設使得決策者不斷尋求外部資源。

盡管如此，阿拉伯世界不同地區的情況存在顯著差異。在摩洛哥，咨詢公司在公共部門的活躍度相對較低，這不僅因為財政資源有限，也因為王室有意建設國家自身的能力。摩洛哥于2021年推出的"新發展模式"就是有意由當地參與者獨立制定的。在沙特，當局于2019年被指示越來越多地與國內咨詢公司合作，這表明政府正努力減少對外部咨詢的依賴，同時培養本土的咨詢能力。而在阿爾及利亞，西方咨詢公司由于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代表，加之該國強烈的國家主義經濟思維和反殖民主義情緒，發現在該國立足尤其困難。2022年，阿爾及利亞政府暫停了“四大”咨詢公司中的三家在當地的活動，并對其進行調查，這一舉措被視為保護本土咨詢市場的政治行為。

結論：認識提升與參與方式再評估

咨詢公司在得到善意決策者的授權下，確實能夠發揮積極作用，比如傳播新知識或幫助規避腐敗行為。歸根結底，委托管理機構對其國家的發展負有最終責任。咨詢公司更多是對其所處的政治生態系統做出反應，而非單方面施加影響。同時，上文提到的諸多問題不僅限于咨詢公司，也適用于其他西方的發展機構和國際組織，因為它們同樣可能無意中培養依賴性或提供考慮不周的建議。

關鍵的區別在于，阿拉伯世界的咨詢公司往往在公眾視線之外運作，并且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實體。此外，他們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正在不斷增強，尤其是在能源和氣候變化等關鍵領域。例如，波士頓咨詢集團正在與多國政府合作，制定國家碳中和戰略，而其他咨詢公司則涉足氫能源戰略的規劃。

咨詢行業固有的結構性問題在全球范圍內普遍存在。然而，在阿拉伯世界等地區，這些問題表現得尤為嚴重，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地區缺乏獨立的市場監管和對議會或審計機構的有效問責制度——這些因素在其他地區能夠起到減輕風險的作用。面對這些復雜性，決策者應該考慮采取更加積極主動的策略來管理與咨詢公司的關系，盡管這并非易事且存在潛在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