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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黛博拉·韋內齊亞爾】

世界正在感受美國日益濃烈的戰(zhàn)爭惡意。在烏克蘭沖突發(fā)展的過程中，一方面美國與北約不斷升級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zhàn)爭，同時也不忘繼續(xù)加緊對中國的圍堵和挑釁。

4月14日，美國國會兩黨議員代表團竄訪臺灣；

5月4日，美國戰(zhàn)略司令部司令查爾斯·理查德在國會極力渲染俄羅斯和中國對美國的“核威脅”，并稱中國“很可能利用核脅迫來為自己謀取利益”；

5月5日，韓國宣布加入北約組織旗下的一個網絡防御組織；同時韓國和日本都被邀請參加在馬德里的北約峰會，北約的“亞洲分部”呼之欲出。

面對美國拜登政府表現出的激進好戰(zhàn)外交姿態(tài)，人們不禁要問：在美國的統(tǒng)治精英中，是哪些人在鼓吹戰(zhàn)爭？美國國內是否還存在能遏制這種好戰(zhàn)情緒的機制？

本文得出三個結論：一是在拜登政府中，兩個原本彼此競爭的外交政策精英團體——自由主義鷹派和新保守派——完成了戰(zhàn)略上的合流，在精英階層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來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識，使美國的好戰(zhàn)情緒達到新的高度；二是美國大資產階級出于長期利益的考慮，已經形成了以中國為戰(zhàn)略對手的共識，形成了對于外交政策的堅實支持；三是因為美國憲法的設計、極右翼勢力的擴張以及選舉過程的赤裸裸“金錢化”，傳說中的民主制衡體制完全沒有能力制約“好戰(zhàn)政策”的擴散趨勢。

韋內齊亞爾認為，美國政府已經不是一個受人民制約和平衡的政府。圖源：ABC News

好戰(zhàn)派外交政策精英的合流

美國自由主義鷹派的早期代表包括哈里·杜魯門、約翰·肯尼迪和林登·約翰遜等民主黨總統(tǒng)，其思想根源——自由干涉主義——則可以追溯到伍德羅·威爾遜“美國登上世界舞臺為民主戰(zhàn)斗”的主張。對越南的入侵就是這一思想指導下的行動。

越南戰(zhàn)爭失敗后，民主黨的外交政策暫時地減少了對外干涉的呼聲。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Henry "Scoop" Jackson，當時也被稱為“波音公司的參議員”）與其他支持國際干預的反共分子一起，促成了新保守主義者團體。新保守主義派在1970年代末支持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因為他致力于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單邊主義崛起，新保守派進入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其思想領袖保羅·沃爾福威茨曾是亨利·杰克遜的助手，當時擔任負責政策的助理國防部長。1992年，在蘇聯解體后僅幾個月，沃爾福威茨提出了一份《國防政策指南》，明確主張美國要擴大軍事力量、確立永久性的“獨角獸”地位，將美國的軍事力量擴展到前蘇聯的勢力范圍及其所有周邊地區(qū)，以防止俄羅斯作為一個大國重新崛起。

通過武力投射在全世界保持美國領導的單極態(tài)勢，這一“大戰(zhàn)略”影響了布什父子、克林頓、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第一次海灣戰(zhàn)爭之所以能夠發(fā)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蘇聯的虛弱。隨后，美國和北約以軍事力量強行肢解了南斯拉夫。“9·11”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被新保守主義分子（如副總統(tǒng)迪克·切尼和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控制。

盡管都主張對外軍事干涉，自由鷹派和新保守派在歷史上有兩項主要差異。第一，自由鷹派認為美國應當影響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實施軍事干預，新保守派則主張無視多邊機構。第二，自由鷹派尋求與美國主導的西方盟國一同實施軍事干預，新保守派則不憚于發(fā)起單邊軍事行動、違反一切國際法律。正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所說，新保守派樂于接受“美國帝國”的稱號，并作為世界唯一帝國的統(tǒng)治者單方面決定對任何國家的軍事干涉。

一種常見的誤解認為，美國的兩黨有著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表面上看，2000年到2016年，傳統(tǒng)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確是新保守派主要陣地，偏向共和黨的政策，而布魯金斯學會和后來新成立的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等智庫則有更多自由鷹派成員偏向民主黨。但各個智庫中都有來自兩黨的代表，他們之間的分歧不是黨派門戶，而是所謂“兩黨外交政策共識”中的具體政策分歧。實際上，在白宮和議會決策的背后，由非營利基金會、大學、智庫、政策研討團體等機構共同組成的政策規(guī)劃網絡，將源于企業(yè)和資本家的“議題”打磨成政策提案和報告。

另外一個人們常見的誤解是，所謂自由主義“進步”（progressive）一面會平衡社會發(fā)展、支持國際援助與限制軍費開支。然而，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義，其基礎是國家屈從于市場力量，并對醫(yī)療、食品援助和教育等社會支出實行緊縮，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在遵循這一原則。新自由主義鼓勵無限制的軍事開支，拜登政府最新預算中包括8130億美元的軍事開支，比上年預算增加了4%。在COVID-19疫情期間，美國政府提供了的5萬億刺激資金中1.7萬億直接進入大企業(yè)的口袋。特別嚴重的是，新自由主義嚴重損害了全球南方人民的生活質量。它將發(fā)展中國家拖入債務陷阱，迫使他們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無休止地償付債務。

在外交政策領域，二戰(zhàn)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智庫是外交關系委員會（CFR）。該智庫接受來自各種來源的捐贈，目前的董事會成員中既有老布什的主要中東問題顧問理查德·哈斯，也有奧巴馬的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德國《明鏡》雜志曾將CFR描述為“美國和西方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私人機構”和“資本主義的中央政治局”。 《華盛頓郵報》高級編輯和調察員理查德·哈伍德稱該委員會及其成員為“最接近于美國統(tǒng)治機構的東西”。

不論在選舉中支持哪一黨的候選人，這個長期協作的網絡一直保持著外交政策的穩(wěn)定。這種在國際事務上“美國至上”、拒絕其他國家插手的世界觀，可以追溯到1823年以來的門羅主義，只是現代的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將從前局限在美洲大陸的門羅主義推廣到了全世界。跨政黨協同和轉換政黨都是這個外交政策精英群體的常態(tài)，他們與執(zhí)政的資本主義階級以及控制美國外交政策的“Deep State”（情報機構和軍方）緊密相連。

政策的形成過程 圖源：《誰統(tǒng)治美國？》，作者威廉?多姆霍夫

大約遲至2008年之前，共和黨中聚集的新保守派主要戰(zhàn)略目標仍然是徹底肢解俄羅斯、并將其無核化。然而在2008年左右，美國政治精英勢力開始認識到：中國經濟崛起已經勢不可擋，且中國未來的領導人不會成為下一個戈爾巴喬夫或者葉利欽。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新保守派把中國完全納入了對抗和遏制的視野。

與此同時，一些傾向民主黨的自由鷹派成立了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自由鷹派的代表、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也主導制訂并實施了“重返亞太”戰(zhàn)略，這個戰(zhàn)略自然得到還在共和黨陣營中的新保守派人士首肯，被馬克斯·布特（Max Boot）贊揚為“強有力的聲音”。然而，將北約擴大到烏克蘭并與俄羅斯對抗的戰(zhàn)略，仍然是新保守派和自由派鷹派的優(yōu)先事項。在戰(zhàn)略優(yōu)先級方面，他們反對主張與俄羅斯緩和關系、以便強化與中國對抗的“現實主義者”的立場。

特朗普在2016年的選舉勝利在CFR共識中造成了短期的動蕩。特朗普代表了一場支持法西斯主義的運動。在大資本精英內部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力支持他，包括航運巨頭Uline的所有者迪克·烏伊萊因、建材零售商家得寶的創(chuàng)始人伯尼·馬庫斯、極右翼媒體布萊特巴特新聞網的投資人羅伯特·墨瑟、銀行家蒂莫西·梅隆等人。

特朗普在全球事務上的收縮態(tài)勢——尤其是從敘利亞和阿富汗撤軍、以及與朝鮮的外交接觸——符合中下資產階級的短期利益訴求，也得到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包括亨利·基辛格）的支持，但讓新保守派心生不滿。一批新保守派精英在反特朗普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約300名曾在布什政府任職的官員在2020年大選中轉入民主黨陣營，新保守派大佬馬克斯·布特也成為了拜登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思想領袖。2003年，布特曾寫道：“鑒于‘帝國主義’背負的歷史包袱，美國政府沒有必要擁抱這個詞。但它絕對應該接受這種做法。”

排除了特朗普的干擾之后，CFR回歸常態(tài)的同時，新保守派和自由鷹派則在拜登政權中實現了戰(zhàn)略導向的徹底合流。在“9·11”之后，由于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這兩派精英已有合流之勢，但近年來他們在一些關鍵外交政策問題上形成了聯合，這是數十年來未曾出現過的跨越。

兩派精英達成共識的國際事務理論可以簡述為：美國應該積極干預其他國家的政治，清除不受歡迎的政權，全力促進“自由民主”，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確保其全球霸權，并打擊那些挑戰(zhàn)西方價值和軍事霸權的國家——首當其沖者自然是俄羅斯和中國。去年5月，國務卿布林肯呼吁捍衛(wèi)“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個詞意味著遵循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和安全組織，而不是基于聯合國的更廣泛的機構），這表明自由鷹派現在已經正式放棄了追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多邊組織的幌子——除非這些組織遵循美國的規(guī)定。

2019年，著名的新保守主義者羅伯特·卡根（曾經公開主張美國應當率先使用“戰(zhàn)術核武器”）與自由鷹派代表安東尼·布林肯一起寫了一篇文章，敦促美國放棄特朗普的“美國優(yōu)先”政策，他們呼吁“遏制”（即包圍并削弱）俄羅斯和中國，呼吁對“美國的對手”采取“預防性外交和威懾”政策。

順便一提，羅伯特·卡根的妻子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曾在奧巴馬政府中擔任助理國務卿，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眾所周知，她在組織和支持2014年烏克蘭的危機中發(fā)揮了關鍵性作用。目前她在拜登政府擔任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這是美國國務院的第三高位，僅次于國務卿布林肯和常務副國務卿舍曼——她還是自由鷹派領袖瑪德琳·奧爾布賴特（最近剛剛去世）的親信與精神傳人。從這個小圈子俱樂部，不難發(fā)現二大外交精英陣營的高度融合，也可以發(fā)現引發(fā)烏克蘭危機的實際推手。

從烏克蘭危機演化的具體過程，可以看出這個好戰(zhàn)精英團體采取策略的軌跡是：強化美國對北約的領導地位，以北約（而非聯合國）作為對外干涉的首要機制；拒絕承認“對手”對于敏感區(qū)域的主權和安全訴求，以此挑釁對方開戰(zhàn)；甚至謀劃使用戰(zhàn)術核武器，在對手領土或周邊進行“有限核戰(zhàn)爭”；在全過程中施加單邊脅迫性措施，實施“混合戰(zhàn)爭”——結合經濟制裁、金融、信息、宣傳、文化、顏色革命、網絡戰(zhàn)、法律戰(zhàn)等全方位的手段，以期削弱和顛覆對手政權。如果在烏克蘭取得理想的成果，同樣的策略無疑會被復制到西太平洋。

戰(zhàn)略上的一致并不意味著政策精英們在其他次要問題（如氣候變化）上沒有分歧。但即使在氣候問題上，我們最近也看到：美國要求歐洲停止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而拜登總統(tǒng)氣候特使克里對這一舉措可能造成的負面環(huán)境影響不置一詞——部分原因是美國希望用自己的天然氣來取代俄羅斯在歐洲的天然氣銷售。美國國內的沖突和矛盾仍未得到解決，并正在向危險的方向發(fā)展。

近年來，一些國際上的進步人士發(fā)起運動，表達他們對美國咄咄逼人的外交戰(zhàn)略的擔憂。“新冷戰(zhàn)”的概念在一些方面低估了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惡意。歷史上與蘇聯的冷戰(zhàn)是有底線有規(guī)則的：美國采用多種政治和經濟手段施壓，謀求顛覆蘇聯政權，但并不謀求改變核武器勢力邊界，雙方承認實際控制的利益范圍與安全需求。

而如今《華爾街日報》竟公然呼吁“美國應當展現贏得一場核戰(zhàn)爭的能力”，CFR的精英們聲稱烏克蘭和臺灣地區(qū)都是西方軍事勢力范圍內的戰(zhàn)略要地而必須得到保衛(wèi)。就連冷戰(zhàn)的領袖基辛格也對當下美國的外交政策表示擔憂和反對，他認為將中俄分而治之、挑撥俄羅斯對抗中國才是正確的策略，警告與這兩個擁核大國直接開戰(zhàn)會導致危險的后果。凱南和麥克納馬拉想必也會贊同基辛格的態(tài)度，如果他們還在世的話。不過，老一代冷戰(zhàn)領袖已然凋敝，沒人再傾聽他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