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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翼的崛起和美國體制中虛假的制衡

由資產階級統治精英往下，美國中產階級對中國的敵意有很深的種族主義根源。我們已經看到，特朗普執政的四年是民粹主義與白人至上右翼運動——他們自稱“另類右翼”（Alt Right）——全面融合的四年，他的宣傳旗手斯蒂芬·班農曾是白人至上主義網站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的董事長，同時毫不奇怪，他也成為美國最積極的反華者之一。

他們動員的主要人群是美國的下中產階級：這個群體大多是白人，家庭年收入約7.5萬美元，大多來自小城市或農村，從事小生意或專業工作，約占全國人口1/4。雖然斯蒂芬·班農和特朗普本人喜歡吹捧他們在“白人工人階級”中的支持，但實際上他們的支持基礎是美國的下中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

共和黨在選舉上得益于這個新法西斯主義投票集團的建立。他們熱愛大資本家，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大資本家；他們認為精英主義政治和文化領袖阻礙了他們發財，因此憎惡這個群體；他們鄙視在自己之下的工人階級。1951年，美國著名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在談到美國中產階級時寫道：

他們是一群后衛。短期內，他們會惶恐不安地追求聲望；但從長遠看來，他們會追逐權力，因為說到底，聲望是由權力決定的。與此同時，在美國社會的政治市場上，新中產階級正在高聲叫賣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夠體面、足夠強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們。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認真出個價。

直到不久以前，下中產階級對“美國帝國”興趣不大、和中國也沒有太多交集，但他們能感受到近年來經濟上的變化。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實際從未恢復活力，寬松的貨幣政策讓大資本家賺足了利潤，下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則遭受了損害。特朗普將這個對現狀不滿又缺乏代言人的群體動員起來成為他的重要票倉，動員的手段就是“白人至上”種族主義、種族資本主義以及通過“新冷戰”來全面打壓中國這個對手。

目前在美國國內，民眾普遍對中國抱有敵意，主流媒體和互聯網平臺則不斷強化“中國是自由世界的邪惡敵人，是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的印象，國內言論自由已經蕩然無存——任何對中俄表示同情、甚至只是客觀分析的聲音，都會受到輿論和大眾的強烈抨擊。一些進步人士表示，自朝鮮戰爭后從未在美國見過如此惡劣的輿論環境，甚至有人將當今美國的社會氛圍比作1930年代初的德國。

正在美國社會發生的這一幕其實也告訴我們，外人經常誤解美國國家機器中的所謂“制衡機制”是為了實現三權分立。與歐洲社會革命運動不斷催生的憲法改革的歷史不同，這一部最初由一批產業主（包括奴隸主）奠基的美國憲法，一開始就旨在保護私人財產擁有者的權利，防止“暴民多數派”統治。直到今天，憲法仍有足夠的操作空間，消解掉大多數傳統的資產階級社會法律權利。

諸如選舉人團這樣的措施，旨在阻止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總統。小布什和特朗普贏得總統職位時，實際獲得的票數都少于他們各自的對手。這一措施最初是為了保護南方蓄奴州和其他較小的農業州的利益，一直延續至今，因為修改憲法的過程從一開始就設計得極其困難和繁瑣。盡管最終取消了禁止黑人、婦女和沒有財產的人享有投票權的規定，但剝奪選民權利的情況仍然存在。2021年，有19個州頒布了34項壓制選民的法律，可能限制這些州內多達5500萬選民的投票權。同時，最高法院有能力推翻選舉權立法、取消平權行動、并允許宗教組織削弱公民權利。

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被稱為“公民聯合”的裁決，取消了對私人和企業對選舉捐款額度的限制，選舉在法律意義上成為一場“財力的較量”。在2020年的選舉中，總統和國會參議院選舉的總支出為140億美元。現在又要加上“心理-技術競爭”因素，基于社交媒體、行為經濟學和大數據的技術手段無孔不入，對選舉結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時這些技術又極其昂貴，這些措施保障了只有富人才有可能參政。2016年，參議員的財富中位數超過300萬美元。這已經不是一個受人民制約和平衡的政府。

戰爭的陰霾還會散去嗎？

2014年，已經成為中國領導人的習近平說：“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而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則在一個內部通信中聲稱：“太平洋是美國的領海”。

2020年，英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Cebr）預測到2028年中國GDP將超越美國，這個時間點成了美國資產階級精英眼中的“魔障”。美國近年來的外交政策和輿論走向，無不在為一場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熱戰做準備。在烏克蘭發生的代理人戰爭，正是這場“熱戰”的預演和前奏。為戰爭做準備的思想動員在美國社會已經全面展開，新法西斯主義的車輪已經開始轉動，一個新的麥卡錫主義時代已經出現，所謂民主政治只是資產階級精英統治的遮羞布，不會成為戰爭機器的剎車機制。

美國有1.4億工人階級和窮人。據估計，美國有1700萬兒童正遭受饑餓，比COVID-19大流行之前多了六百萬。雖然這個階層的一部分人確實在意識形態上支持美國的戰爭販子政策，但這種支持實際上與他們的實際利益直接相抵觸。歷史上，黑人、女權運動等美國傳統進步群體有著強烈的斗爭精神，馬丁·路德·金博士和馬爾科姆·X等領袖表現出了驚人的斗爭勇氣，他們在美國國內掀起了反對美國在東南亞侵略戰爭的抵抗浪潮。可悲的是，今天這些進步團體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領導人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政策和反華的支持者。

在美國人民當中也有一些重要的道德的聲音在大聲疾呼。但必須指出的是，少數反對“新冷戰”的進步團體立即被詆毀為“為新疆種族滅絕辯護”。美國的制度保證了社會的這一部分呼聲是無力的。

在美國及其盟友之外，其他國家并不歡迎北約強勢擴張帶來的戰爭。在3月2日聯合國大會第11屆緊急特別會議上，代表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政府對題為“對烏克蘭的侵略”的決議草案投下了反對或棄權票。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所在的國家并不認同美國主導的針對俄羅斯的制裁。美國升級和延長戰爭的企圖、以及強迫與俄羅斯和中國脫鉤，將導致大規模的經濟失調，這會給美國的統治帶來大規模的負面反應。對于美國凍結俄羅斯外匯儲備、強化美元霸權的過激行為，甚至像印度和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國家也深感擔憂。

本周，墨西哥總統奧布拉多宣布他將不參加美國在洛杉磯召開的美洲峰會，因為古巴、委內瑞拉等國家被拒之門外。拉丁美洲對美國統治的抵抗正在增長。但應該看到：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實際沒有能力約束美國發動戰爭。除了自己的“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華盛頓拒絕接受任何東西的約束。

美國拜登政府正在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并制造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以最大程度地削弱俄羅斯，意圖顛覆俄羅斯政權。它還偏離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精神，以各種方式破壞臺灣海峽的穩定。雖然美國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且目前的經濟實力龐大，但這個國家已長期處于衰退和危機狀態。1950年，美國占世界GDP（購買力平價）的27.3%；而到2020年，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15.9%。甚至在COVID-19疫情之前，美國的年均GDP增長率就已經下降到不足2%。

盡管最近有超過5萬億美元的巨大財政和貨幣刺激措施，美國的凈固定投資只增長了1.4%，這導致了本輪的通貨膨脹。這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與戰爭無關。但是，美國有意地借助戰爭傷害歐洲經濟，從而緩解自身面臨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和軍事開支暴增等問題。盡管國內對與中國脫鉤存在巨大的政治共識，但美國對中國的訂單仍在增加，實質性脫鉤仍然是一個白日夢。增加更多的制裁只會加速全球去美元化和反對美元霸權的進程。美國不會自己在經濟上倒下，但其推動戰爭、制裁和脫鉤的后果將繼續損害其自身經濟，并危及世界糧食供應鏈。由此產生的全球社會不穩定將反過來導致美國經濟更加疲軟，并引發對其全球統治的意外挑戰。

中國穩定的社會治理、強大的國防實力、以及愛好和平又不畏強權的外交策略，才能如楊潔篪所說——“從實力的地位出發”最終讓美國放棄與中國開戰并戰而勝之的幻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安克雷奇會議發言。

中國繼續作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主權國家，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等全球治理新方案，這符合全球南方的利益。應當立即致力于重振金磚國家和不結盟運動等可行的全球南方多邊項目。在這一點上，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有一個鮮明的共同利益。來自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的廣大人民將是在各種官方和民間平臺呼吁和平、抵制戰爭的重要力量。美國不會是第一個因傲慢和狂妄而過度膨脹、最終力不從心的帝國。

（黛博拉·韋內齊亞爾是一名美國籍記者和編輯，曾在全球供應鏈領域工作35年。她目前居住在意大利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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