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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核心推手是華爾街金融資本。我讓學生做了一個工作量比較大的統計：過去幾十年每一屆政府，白宮30位高官，包括總統、副總統、財長還有國務卿等重要的崗位，有多少來自華爾街背景。在杜魯門時期只有百分點十幾是來自華爾街，因為你需要有經濟金融方面的專才。

但是此后持續上升，一直到克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達到巔峰時刻，克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居然有一半多是華爾街的人，在此之后開始逐步下降，尤其是到了特朗普時期，在這里我只是統計特朗普第一年的30位頂級高官的比例。但是此刻只有一位，就是姆努欽還留在白宮，其他人全被踢出去了，由此可以看出華爾街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是式微的。

其實從內政的角度來講，這個事情對于美國的開放性和擁抱全球化政策的投入程度影響非常大，因為美國的開放性主要來自于兩個勢力，一個是華爾街金融資本，還有一個是西海岸的科技成本，以前者為主。

蓬佩奧與姆努欽

還有大象曲線，橫軸是最窮的到最富的全球人口的排列，縱軸是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財富段的人相對獲益的情況，美歐白人藍領30年來收入沒有漲，但是其他的各種指標都漲了：失業率、死亡率、犯罪率、自殺率、吸毒率、離婚率都漲了，他們認為自己被全球化出賣了。

我認為，當前的逆全球化時期，全球化各子項的分化趨勢是這樣的：首先，經濟和技術全球化可能會倒退回冷戰期的半球化，也就是類似于1945-1990年的兩個平衡的國際體系，現在中美在技術上的切割已經開始了，我個人跟美國、歐洲政治界的朋友們交流，感覺這個事情已經是無法挽回的。

其次，疫情期間人口流動的全球化全面停頓，這個事情可能會持續不止一兩年，兩年之后疫情能不能真正過去我認為不能太樂觀，許多人以為我們會找到特效藥和疫苗，或者還有個辦法是病毒自身毒性的退化。但是據我所知，特效藥到目前為止沒有什么希望，疫苗也不樂觀，目前全球做疫苗水平最高的據說是美國的Moderna。該公司的高管和老股東比較掌握實際情況，在過去的一個多月里面趁著股價上漲賣了10億美元股票，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做不出能夠符合大家期望的疫苗。

當然，我希望我們中國的團隊能做到美國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們也要有心理準備，這個疫情很可能持續不止兩年，剩下的希望就是等到這個病毒自己退化之后。即便全球疫情結束之后，人員的跨境流動局面也難以真正恢復到歷史上的人口互相往來峰值。

其三，我想談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情況，全球疫情背景之下，數字經濟的全球化反而正在加速。數字經濟構成全球化的新風口，跨境電商正在蓬勃發展，跨國公司以前都是超級大公司，能夠進行資源配置和資本配置。但是現在由于移動互聯網的大規模普及，5G時代就更厲害了，許多中小企業可以變成跨國公司，尤其是那些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業務領域，以后的跨國公司絕大多數將是中小企業而不是過去的大企業。

現在整個疫情之間，我聽一些年輕人介紹，一些互相都不怎么認識的網友大家一起組織了線上合伙企業，這些人完全在全球不同的時區，他們有分工，互相之間不是上下級的分工而是平行的分工和縱向的分包，然后生意在全球大蕭條的環境下竟然不錯。所以我們將看到原有的經濟構造的業態將出現重大變化。

數字貨幣將是大國主權信用在全球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拓展的新的利器。以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普通民眾是沒有金融支持的，連銀行帳戶可能也沒有，但是數字貨幣尤其是中國這樣大國推出的主權數字貨幣，可以在全球各國進行延伸。我知道中國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互聯網企業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拓展了十億量級的用戶。有一些數字經濟全球化場景將以我們此前難以想象的方式快速展開。

最后我說一下政策主張。有以下三點，首先，我主張中國應該順勢而為，待機而動，而不是逆勢而為。我覺得中國目前還缺乏擔任全球化旗手的實力和能力，尤其是在我們無法承受每年五千億美元貿易逆差的背景下。這個事情一定要澄清一下，許多人以為美國GDP比我們就大70%，他們現在不愿意做這個旗手，為什么我們不做？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但是有一個前提，美國之所以能夠在1980年代開始扮演全球化的旗手，還有一個重要條件是他數十年的貿易順差消失了，開始出現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而且貿易逆差占GDP的比例也是在擴大的，這個事情伴隨著國內藍領中產階級的萎縮等等。

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中間，這條路目前是不太現實的。所以如果你不愿意承受這個巨大逆差，你基本上很難接棒美國扮演全球化的新旗手，因為你無法替代美國向全球提供增量的貿易逆差來讓大家分享的，所以關于全球化，我們提的口號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第二個就是“一帶一路”應該做戰略性的升級和集中，這個面不能鋪得太廣，飯要一口口吃，仗要一個個打。我們要集中火力做好可控區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做好一些重點或者支軸國家，而不是“撒胡椒面”。如果說全球化有春夏秋冬的周期的話，現在我們處于深秋季節，享受到了此前的成果，但是冬天還在后面，要儲存足夠的能量扛過寒冬。按照上一次逆全球化周期的長度，整整三十年，咱們現在這一輪才走了12年，可能還要有二十多年，也就是在2035年和2040年之后我們再扮演旗手，才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第三個主張，就是抓住新風口，有選擇地主動推進局部開放。作為“美式”全球化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中國并沒有被美國的自由主義完全催眠，有一些東西做了必要的保留。以前我們搞了資本項目管制和互聯網管制，我認為那個時候的兩個管制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效果非常好。凡是不搞這兩項管制的國家，顯然都不好了，比如一些發展中國家提前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先后發生了金融危機；歐洲和日本沒有搞互聯網管制，結果被美國的互聯網五大巨頭贏家通吃，結果歐洲在互聯網經濟時代全面落伍。

但是到了現在，我認為要反其道而行之，中國的企業和產業，在資本金融領域和互聯網經濟領域，相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存在某些比較優勢，因此現在要開始主動和有節奏地放松我們的資本項目管制和互聯網管制，以便讓中國企業抓住新風口。

正如上文所述，逆全球化時代不是完全的倒退，而是里面有分化，數字經濟的全球化是有進展的，就如同寒冬中也有臘梅花開。我們要在相對好的風口上創造條件，為我們的企業和產業創造盡可能好的全球拓展的條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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