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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局勢和力量對比發生明顯變化的情況下，中美關系也面臨新的調整。如何在新的不確定下尋找確定性？如何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誤判？這些問題正成為中美關系新的思考點。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翟東升教授在2023年“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全球視野下的中美關系——尋找利益匯合點”閉門研討會上指出，以往經貿關系被認為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但這塊石頭要想發揮作用，需要做大的調整，中美之間也需要構建新的“壓艙石”關系。】

翟東升：

如何構建中美關系新的“壓艙石”？我主張在找新“壓艙石”之前，不妨先看看舊的是否還有用——我認為還能挽救一下，但是需要重大調整。

中美關系最初的“壓艙石”是經貿關系，但是隨著年久失衡，這塊越長越大的大石頭的位移，恰恰導致中美友誼的大船差一點翻船。

特朗普的擁躉，正如李成教授剛剛所說，他們原本是民主黨的票倉，但是如今被特朗普帶進了共和黨；他們對中國最憤怒的地方不是中國的制度或者中國的軍事力量，而是中國的貿易順差，以及據說由此而導致的美國中部白人的失敗。他們是后冷戰時代唯一一個人均壽命下降的族群，在新冠到來之前四年里，他們的人均壽命也在連續下降。他們痛恨全球化，痛恨跨國公司將生產環節轉移出美國，而他們選出來的政客在finger pointing的指責競賽中，把矛頭對準中國這個遙遠的軟柿子，總好過公然攻擊美國大公司和潛在金主。中美關系成為美國內政游戲的犧牲品。

中美貿易關系對雙方都有利，如果說有誰受損，那么看看后冷戰時期，誰的GDP停滯不前，就能明白中美關系的撕裂誰能獲利。

經貿仍然可以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只是需要把這塊大石頭放到恰當的位置上。如何調整？雙方肩負著共同但有差別的調整責任。

雙方共同的責任是：跳出雙邊來看雙邊。你不能要求任何一組雙邊經貿都趨于平衡，而是要看整體上一國的順差或者逆差是否過度。比如說，中國可能賣了太多鞋子和電腦給美國，但是中國從中東進口了太多原油，而美國賣了很多武器裝備給中東，這樣一來，總體上是平衡的。如果我們再將資本項目的利益關系以及貿易商品的附加值納入考慮，那么中美合作的利益分配其實是相當平衡的。

中方的主要調整責任是調整自己的國際收支平衡，貿易順差應該進一步收斂，國內福利開支應該加大，共同富裕加快實現，勞動者權益和生態環境應該得到更好的保護。這些正是最近十多年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已經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是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而美方的對等調整責任，則是放棄自己的美元霸權。

美元的超額霸權始于1971年，在此之前，美元僅僅是黃金的仆人；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并打擊IMF的SDR而捍衛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做法，相當于發動了一場全球貨幣金融領域的政變，仆人謀殺了國王，篡奪了王位。自此以來，美國從順差國變為最大逆差國，美國國債失去了控制，美國產業出現了嚴重的空心化，白人藍領成為受損者，而獲益者最主要是華爾街的大家族和大公司。

美國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從各種數學游戲中走出來，直面問題，并向美國人民誠實地闡述這段歷史和其中的再分配效應。對此，我和共和黨的一位著名經濟學家、IMF的SDR部門的負責人Warren Coats博士合作過一篇學術論文，闡述其中的機理。

熟悉過去百年世界經濟史和政治經濟思想史的朋友應該明白：我所說的，不過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復當年凱恩斯同懷特辯論中的若干要點：真正多邊的全球貨幣，貿易順差方和逆差方都肩負調整責任。這樣才是一個公平而可持續的世界貿易和貨幣體系。

中國進一步遠離重商主義而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于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的指示，實施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和共同富裕。美國應放棄美元霸權，回歸實體經濟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真民主。如能實現，則中美關系將找到新的均衡。

再簡要談談兩塊新的“壓艙石”。

第一塊新“壓艙石”，就是相互確保摧毀的邏輯，不僅僅是以核武器為核心的暴力摧毀，還有經濟戰、外交戰、政治戰、科技戰的相互摧毀。

當雙方意識到對抗升級之后的巨大損失和風險，恰恰是雙方關系的新“壓艙石”。如果通過合作產生雙贏的故事已經不再有那么多聽眾，那么通過在兩國國內向民眾展示與對方的對抗和戰爭給各個主要利益集團帶來的負面代價，從而塑造出一種共識：中美關系的下跌必然意味著絕大多數人的損失。為實現這一點，雙方不妨一起搞一些公開的經濟戰、科技戰、輿論戰、外交戰、軍事戰的兵棋推演。

經過過去十年的關系下行周期，尤其是疫情期間的自由下落，雙方都有不少情緒性的指責，更有一些戰略性的博弈。如果說有什么好處的話，我的感覺是美國對中國有了更多的尊重。對于中國而言，以前的美國相對友好，但是不夠尊重；如今的美國不夠自信不夠友好，但是對華心態更加平等了。一報還一報tit for tat，正如“進化博弈論”的著名研究者羅伯特·艾克斯羅德所指出的那樣，可以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培育出合作與信任。

第二個新的“壓艙石”，可能是真正的全球多邊主義精神和多邊主義機制。

在國力競爭的賽場上，中美是唯二的全能型選手，歐洲沒有地緣政治實力，俄羅斯缺乏經濟實力，印度和巴西等國缺少政治和軍事實力，且能量級別還是低了一個量級。

剛才斯提芬·羅奇教授的提議非常有啟發：中美共同牽頭成立一個常設性的辦公室，圍繞諸如氣候議題、安全與軍控、貨幣與金融、貿易與產業、科技與教育等方面，7*24地深度溝通。但是我認為，僅僅這兩國合作，恐還是很難真正解決所有問題的，也容易陷入爭執，容易陷入以實力為基礎的零和博弈，我們必須尊重和奉行多邊主義。

在此基礎上重新梳理二戰之后的多邊治理體系并共同領導新多邊治理體系，中美關系才有可持續性，并能沖淡其中的現實主義對抗色彩。

當下的國際治理體系中蘊含的發言權和投票權，與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實力對比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不匹配。只有將基本面與話語權之間的巨大缺口實質性縮小，才能讓國際體系的穩定性提高。

金融危機之后，中美G2的提議并沒有得到響應。但是十五年后的今天，面對著雙邊關系的巨大下行風險，面對著進一步變化了的全球大國力量對比和時代性任務，以G2為雙核心的全球多邊治理體系重構，可能是一個新的“壓艙石”，幫助整個人類的大船，順利駛過風高浪急和激流險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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