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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拜登政府經濟新思維的核心內容

最具有政治風向標意義的，是拜登當局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舊華盛頓共識的反思。拜登政府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過去40年美國社會過度關注經濟增長，卻不關注這種增長成果是否合理地分配，以后應該關注收入中位數的增加而不是平均值。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內政外交忽略了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和生態環境貿易政策優先考慮工人階級而非消費者福利。

舊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涓滴經濟學”是錯誤的，先富并不能帶動后富。

自由市場并非萬能，認為資本市場主導的市場競爭中，企業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導向，必然難以兼顧氣候環境、供應鏈韌性、地緣政治脆弱性等考量，所以應以規則、補貼和其他全政府干預措施引導私人資本，等等。

圖源：pixabay

從財富再分配的角度看，拜登當局的口號是“自中(中產)而外，自下而上”:主張在公共福利體系上投入更多資金，如醫保、教育、失業保障、托幼，讓中下層人民成為有錢可花、敢于消費的中產階級;加強勞動力培訓，幫助他們迎接再工業化和技術變遷；強調對底層民眾的長期收入支持，既要救急，也要救窮。

在產業政策上，拜登當局認為，為了提升美國的國際競爭力，需要大力投資制造業和基礎設施，并提出“在美國創新，在美國制造”的口號。拜登當局執政兩年半以來，已經鼓動了5000多億美元的私人投資承諾，其產業政策的重點是抓新能源和半導體。他所推出的三大法案，包括《基建與就業法案》《通脹法案》《芯片法案》，都包含了引導公私部門投資相關制造業的內容如同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新政在全美各地普及電力一樣，拜登當局致力于在美國家庭中普及高速寬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奧巴馬和特朗普都表示要大搞基建，要振興制造業，但是他們都沒有拿出拜登政府那么多的真金白銀和政治資本去搞產業振興。

建設中的英特爾新工廠  圖源：騰訊科技

拜登當局強調，應強化美國企業的真實市場競爭力，而不是讓其靠壟斷發財。對于企業稅收，主張適度加稅而不是像共和黨那樣減稅，并且為了避免因為較高稅率而影響美國企業的競爭力，致力于推動國際最低企業稅率的設定。他們認為，各種形式的壟斷以及對市場準入的限制都應該納入監管，從而保護并強化企業間的市場競爭。甚至連企業與核心技術人員之間常見的競業禁止協議，拜登政府都主張作廢或予以限制。對于已然形成寡頭壟斷格局的互聯網企業，拜登政府中不乏主張強化監管和反壟斷的旗手人物。

既要搞福利政策，又要大手筆補貼產業，靠從大企業加稅獲得的仨瓜倆棗是根本不夠的，那么錢從哪里來?拜登政府受民主黨左翼人物如伊麗莎白·沃倫和桑德斯等人的影響，事實上信奉“現代貨幣理論”(MMT)，不再為赤字和債務所嚇倒，不再相信財政赤字會擠出私人投資的邏輯。

2023財年的8個月里，美國聯邦政府的赤字已經達到1.2萬億美元，全年必超1.5萬億美元。如此巨大的財政開支，難道不擔心通脹失控嗎?實際上，在2022年秋季之前，拜登政府的確擔憂過通脹失控的問題，但是在2022年秋季之后，拜登政府意識到本輪通脹不但不會失控，而且是一種“好通脹”，因為這是勞動者工資增長驅動的通脹，勞動者獲得越來越多的收入，有助于消費、就業和家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修復。

正因為這個認識上的轉變，《通脹法案》在后期作了比較大的修正，發力重點不再是抑制通脹，而是聚焦到拜登經濟學的新能源產業。

美國新澤西州光伏項目  圖源：國際能源網

如果說拜登經濟學的重點是國內經濟政策，那么沙利文提出的所謂“新華盛頓共識”則側重于對外戰略和對外經濟政策，尤其是如何與中國競爭如何繼續扮演世界領導者的角色。

“新華盛頓共識”是要拉國際小圈子，主張“超越傳統的貿易協定，建立著眼于時代核心挑戰的、新的國際經濟伙伴關系”，其實就是要將中國排除在外。沙利文主張向新興經濟體調動數萬億美元的公私投資，革新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不僅如此，他還找到了一個戰略抓手，即所謂“致力于解決越來越多的脆弱國家面臨的債務困擾，需要所有雙邊官方和私人債權人分擔負擔”。這其實是想要拉攏廣大南方國家一起來賴中國的債務，同時也想破壞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03. 拜登政府經濟新思維的績效與潛在困境

短期來看，拜登經濟學似乎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包括通脹率沖高回落2023年8月已經回落到3%;利率雖處于高位，但是股市不跌反漲，即將創歷史新高;消費旺盛，企業業績增長;失業率處于歷史最低位，基本實現充分就業。

但是，從長期看，拜登政府的新思維在未來也面臨若干難點與困境。

首先，拜登政府的政策雖然切中了當下美國經濟政治問題的要害，但是其可持續性將成為問題。所謂“新華盛頓共識”并非真的是共識。因為目前美國的幾個民意調查顯示，2/3 甚至3/4 的民眾對拜登經濟學不認可。一旦其在2024年大選中落敗，則共和黨政府背后的傳統能源利益集團，比如科赫兄弟所引領的富人們，將要求抹除掉拜登產業政策的大部分內容。有美國媒體評論說，新華盛頓共識背后以羅斯福研究所和休利特基金會為代表的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在未來的共和黨政府領導下可能會被更激進的民粹主義者所壓倒，使得拜登當局的新政策出現倒退。

圖源：網易

其次，盡管沙利文試圖團結美國各方盟友，但是拜登經濟學帶有明顯的經濟民族主義色彩，他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對開放的世界市場體系是一種反動措施。

法國《世界報》專欄作家西爾維·考夫曼(Sylvie Kaufmann)評論說：“在如今中美歐的三角關系中，歐洲未必會一如40年前支持舊華盛頓共識那樣成為新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隨著中美脫鉤向縱深發展，拜登政府要獲得歐日韓等國家(或地區)的充分配合是有難度的。歐洲提出的“去風險化”概念被美國政府違心接受，這一事實足以說明問題。

再次，拜登政府的新思維還存在進一步分裂美國政治體系的風險。《國家利益》主編卡洛斯·羅阿(Carlos Roa)將沙利文的新華盛頓共識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相類比:戈爾巴喬夫提出一套劇烈的變革方案，并使得蘇聯“根據新的任務和整個社會的根本性變化進行自我重組”，然而蘇聯社會與政治體系根本沒有能力完成如此大規模的變革，反而加速了其崩潰。拜登政府的變革構想從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上看起來很美，但是實施起來是否會導致社會的進一步分裂?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

蘇聯經濟崩潰前夕，民眾排隊買面包  圖源：網易新聞

最后，拜登經濟學存在內在的邏輯悖論。居民高福利加產業大補貼，其聯邦財政成本非常高，那么資金從哪里來?答案是現代貨幣理論，也就是依賴于美元霸權向全球儲蓄者征收鑄幣稅，讓美國國債的平均利率低于通脹率。但是從全球市場競爭的角度來看，只要不放棄美元霸權，只要美國保持雙赤字，那么美國的制造業產品一定是缺乏國際競爭力的，這便是拜登經濟學的內在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