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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民主”這個概念，必然涉及到民主的定義和解釋問題。無疑，目前歐美發達國家掌握了民主的“認證權”。隨著中國和平崛起和“多元文化”理念對西方話語霸權的挑戰，我們能否建立起自己的民主解釋體系？其他發展中國家又面臨著何種局面？對此，觀察者網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丁一凡先生進行了采訪。】

觀察者網：談及民主，您曾提到中國人和西方對民主的定義不一樣，那么，您對民主的定義是什么？您認為這個恰當的定義是否也應該得到民眾的認可和授權？

丁一凡：西方人對民主的定義是他們經歷過的東西，所以認為形式最重要。中國人對民主的定義也是中國經歷過的事情，因此認為內容最重要。我的感覺跟多數中國人的感覺一樣，認為內容比形式更重要。

但任何政權最后都需要一定的禮儀的認可。中國是禮儀之邦，政權當然雖然民眾的認可。說穿了，所謂的“民主”就是民眾對政權的一種認可。

在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中，儒家思想是中國官場中占統治時間最久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可能是人類社會中最早強調權力要由民眾認同的。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就強調民本的重要性，強調權力來自民眾。大家對孟子評論君主、國家和民眾關系的一句名言都耳熟能詳：那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孟子》一書中記錄了他與學生萬章的一段對話，孟子巧妙地向萬章解釋了為何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天授”中的“天”，其實就是“民”。

孟子說：“天子能夠向天推薦人，但不能強迫天把天下授予人；諸侯能夠向天子推薦人，但不能強迫天子把諸侯之位授予人；大夫能夠向諸侯推薦人，但不能強迫諸侯把大夫之位授予人。從前，堯向天推薦了舜，天接受了；又把舜公開介紹給老百姓，老百姓也接受了。所以說，天不說話，拿行動和事情來表示罷了。”

萬章仍不太理解。孟子接著解釋道：“叫舜主持祭祀，所有神明都來享用，這是天接受了； 叫他主持政事，政事治理得很好，老百姓很滿意，這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了。天授權予他，等于老百姓授權予他，所以說，天子不能夠拿天下授予人。舜輔佐堯治理天下28年，這不是憑一個人的意志夠做得到的，而是天意。堯去世后，舜為他服喪3年，然后便避居于南河的南邊去，為的是要讓堯的兒子繼承天下。

可是，天下諸侯朝見天子，都不到堯的兒子那里去，卻到舜那里去；打官司的，都不到堯的兒子那里去，卻到舜那里去；歌頌的人，也不歌頌堯的兒子，卻歌頌舜。所以這是天意。這樣，舜才回到帝都，登上了天子之位。如果先前舜就占據堯的宮室，逼迫堯的兒子讓位，那就是篡奪，而不是天授予他的了。”

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中有許多從西方引進的元素，但也有一些傳統遺留的痕跡。公職的任命既有推薦的過程，也有征求意見的過程，最后還有選舉的形式。片面地強調某種因素而忽視全部過程，那就會陷入“見木而不見林”的偏頗，有失公允。

觀察者網：這些傳統留下來的痕跡會不會給中國的歷史造成了一種慣性？那么這種歷史的慣性是如何體現？又如何作用于政治？

丁一凡：中國人認為最好的治理模式是，領導人開明，能禮賢下士，聽進去不同意見；民眾能發表意見而不受指責，可以向領導表明自己的訴求，甚至還希望領導能給自己的發展指明方向。這些訴求，對西方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因此，無論中國政府在迎合民眾的訴求方面做多大努力，取得多大進步，中國版的民主對西方國家來說，沒太大意義。

中國制度的特點是職業文官制度，也就是產、學、官一體的體制。這個體制有許多優點，可以使不同出身的人，憑借自己的努力和業績，在這個體系中不斷攀升，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歐洲啟蒙運動時，西方的思想家都把中國制度當作圭臬。他們認為，中國制度是個社會流動性極強的制度，可以解決歐洲封建制度社會過于僵化、“死氣沉沉”的問題。

中國當代政治制度中也能看到傳統制度的影子，我們的干部培養也講究這些方法。隨著改革開放，這些政治傳統越來越受到重視。由于中國的政治體系是由“賢能政治”決定的，所以這些職業文官對公共管理這門學問，可以說既有理論知識，也有實際操作經驗。最終能當上國家領導人的文官，都是經歷過各個管理層次的，有著豐富的經驗，知道如何處理不同群體、不同地域之間的矛盾，知道如何才能以大局為重，克服只顧眼前利益的狹隘看法。

當代的社會比傳統社會更加復雜，社會攀升的機會也比過去更多。特別是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通過各種途徑改變自己命運比過去更容易了。因此，政治體制也要更多地考慮這些體制外人群的訴求。中國的人大制度和政協制度為體制外人群提交自己的訴求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因此，中國的政治制度既需要從歷史經驗中汲取精華，也需要不斷創新，更好地反應當代社會的變化，與時俱進才能不落后于時代的發展。

觀察者網：最近兩年歐美政壇的一股比較明顯的風向就是“民粹勢力”的抬頭，我們中國的專家學者也在反省這種現象的出現，您之前也提到過選民很容易因為感情因素而被煽動，從而做出錯誤決定。那么，中國古代先賢以及在現代政治框架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丁一凡：民間輿論有時候會把民眾參與政治決策與民主混為一談，但實際上這兩者之間又有很大距離。我們如果與西方人談論民主，會拿出許多民眾參與權越來越大的事例來證實中國在民主方面取得的進步。但西方人不會認同，會拿他們的那些標準來衡量，說你并沒有達到民主的水平。這是一種雞與鴨的對話，講得再多，也不會有結果。我們中國人，或說東方文化，注重的是做事的內容，不太重視做事的形式。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做事的形式，而至于做事的內容如何，那他們不太在乎。

從這一角度來看，當代中國是很在意民眾的參與度的。我們講參與式民主，講協商性民主，就是要增加民眾的參與度，讓民眾更多地在決策過程中發表意見，各級政府在決策中也必須考慮民眾的意見。但話說回來，民眾的意見與利益是多元化的。如果每個人的意見都要在決策中有所反映，那可能永遠都做不出決策。決策者只有按照社會發展的大規律和大趨勢，按照多數民眾的訴求去采取措施，不可能照顧到所有少數人的利益。有時候，某些人的利益因為某些公共項目受到損害，抗議、抱怨政府的政策。這很正常。我們需要理解受損害者的苦衷，但也要理解決策者的苦衷。若任何抱怨都考慮，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果嗎？